<难忘的八年>-- 周恩来秘书回忆录 --
<难忘的八年>-- 周恩来秘书回忆录 --
“文革”时期西花厅曾改名为“向阳厅”
“欢迎你，年轻的解放军同志”
1968年8月12日14时40分，我骑上自行车，进中南海东南门，向警卫团团部旁的杨德中政委家奔去。
提前一分钟到了杨政委家。我在演出队时，曾陪别的同志去过他家一次。进门就是客厅，杨政委和王连龙副政委已经在沙发上坐着了。我跨进门，王副政委就站起 来，拉着我的胳臂给杨政委介绍：“这就是纪相才同志。”杨政委站起身来，握着我的手亲切地说：“我们见过。”他们让我坐下，我顺势坐在了王副政委的旁边， 心跳得更厉害了，不知杨政委要说什么。稍停，杨政委轻声慢语地说：“纪相才同志，周总理那里需要一个年轻干部去做秘书工作，你愿不愿意去？”
我虽然有所预感，但事情真的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幸运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地降到我头上的时候，我真有点五雷轰顶的感觉。我以军人特有的敏捷条件反射似的站 起来，立正回答：“报告首长，我愿意！”当时，我没有一点犹豫，甚至没有思考。现在想起来，我真是有点“人来疯”的劲头，也不知深浅，傻乎乎就敢回答“愿 意”。
杨政委看我态度这样坚决，接着问道：“到总理身边工作，你有什么想法？”
我有什么想法，我什么都不知道，能有什么想法？但杨政委这句问话，让我从兴奋和激动中冷静下来。秘书工作都干什么？我能行吗？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政委的 问话。可我实在不愿失去这个宝贵的机会，凭着军人果敢、胆大的性格，我像接受战斗任务时表决心一样回答说：“请政委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后来我想，对 我这个回答，两位领导一定是哭笑不得。杨政委和蔼地说：“到了西花厅，多向邓大姐请教，多向老秘书学习。”“到西花厅后，对邓大姐就叫‘大姐’，大家都这 样称呼。对周总理，就称职务，称‘总理’，注意千万不要称‘首长’，不要说‘请指示’。情况可以慢慢熟悉，你年轻嘛！要多学习，勤恳工作。”接着他对王副 政委说：“王副政委，你送纪相才同志去西花厅，邓大姐在那里等着呢。”王副政委马上说：“路他熟，自己骑车去就行了，我就不用去了吧？”
“那好吧。你自己去吧。门口已经通知好了。”
其实，我非常希望王副政委和我一起去。在团首长里，王副政委是我较熟悉的一个，在连队，在演出队都接触过。非常和蔼可亲。
我告别了两位领导，心里反复想着杨政委亲切的话语。带着终于安下心来的轻松和抑制不住的兴奋，向西花厅奔去。
没想到，这一去，就是八年。
西花厅位于中南海西北角，两面临街，隔一道围墙就是川流不息的马路。西面是府右街，北面是文津街。走在府右街的北端马路上，抬头就能看到西花厅院内高 大、墨绿的白皮松和两棵树冠硕大、枝繁叶茂的北京市槐。不过最能代表西花厅独有风格和韵味的，还是那前后两院的海棠。这是我早就听说过的。
据说，刚进城的时候，总理住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后来，毛主席要从香山双清别墅搬进中南海，周总理亲自到各处为毛主席选择住地，中海、南海走了个遍，最后 还是觉得菊香书屋的综合条件最好。于是，周总理把菊香书屋让给了毛主席居住。在他看房子的过程中，看到了西花厅院里众多的海棠树，喜欢群花盛开的周总理就 选择了西花厅作为他的住所和办公地，这一住就是26年。
我来到西花厅，已经不是“百般红紫斗芳菲”的季节。“文革”的灾风已经越过高高的红墙，吹进了中南海的每个角落。“西花厅”也已改名为“向阳厅”，并以加倍的辛劳和努力，为这片土地抵挡着凄风冷雨。
我来到西花厅大门前，哨兵问了我的名字后，只说了一个“请”字，看来已经接到通知了。我推着自行车往前走，快到“不染亭”时，把车停在路边的绿篱旁。这 时，我看到一位留着齐耳花白头发的老人，她上身穿白衬衫、深灰坎肩，下身穿着浅灰色长裤，手里拿着一把长方菱形竹编扇子，面容慈祥，带着微笑从台阶上走下 来。我想，一定是大门哨兵在我进门后打了电话。这位老人一定就是邓大姐。
中央的几位老大姐，中央警卫团的人或远或近都看见过，她们的大致形象都印在脑海里。我急忙跑过去，大姐的一只手已经伸过来，我双手握住了大姐的手，只觉 一股暖流涌进全身。我激动不已，今天真的看到了崇敬已久的中国妇女领袖。我想着杨政委的嘱咐，努力用理智控制着激动、兴奋的神经，问候道：“大姐好！”
大姐微笑着说：“欢迎你，年轻的解放军同志。”
这是西花厅迎接我的第一句话。这句话缓解了我的忐忑不安，我感到轻松了许多。
我跟着大姐往里走，大姐问我：多大了？哪年入伍？家里几口人？我一一作了回答。进到秘书办公室，大姐给我介绍了孙岳、钱嘉东、张作文和她的秘书赵炜。我 立正向他们敬礼。大姐让我靠近她坐在三人的长条沙发上。她一边用竹扇子往我这儿扇风，一边对着我，也是给在场的人说：“总理想调一个年轻的解放军干部来这 里工作，你来了，我们很高兴。”这时我脸上已经出了汗，但不好意思动手去擦，也不便解开风纪扣。大姐扇过来的风虽然不大，却送来徐徐凉意，丝丝清爽，使我 舒展了许多。
不一会儿，进来了一位个头中等偏高，身板挺直，精明干练的同志。他上身穿着白色圆领衫，下身穿着军裤。方脸庞、大眼睛，机灵中带着几分帅气。大姐对他 说：“小高，你带纪相才同志到院里熟悉一下环境。”接着又对我说：“张树迎和高振普同志是总理的警卫。总理这里秘书、警卫就这么几个人。你多向几个老同志 学习，不懂就问他们。”
“孙岳同志是秘书负责人，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大姐问道。这个满头细密银发，看着并不老气，没说话就先露出笑容，山西口音很浓的孙岳，好像有点不好意 思地说：“非常欢迎，情况慢慢地熟悉，有什么事只管提出来。”大姐最后说：“今天是12号，三天以后，15日正式上班。”说完，大姐就回去休息了。
随后，高振普带我去后院转了一圈，边走边向我简单介绍院里的情况。走到总理办公室的走廊下时，他说：“这就是总理的办公室，今天总理不在家，外出开会去了。”我隔着玻璃和窗纱往里看了看。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到共和国总理的办公室。
那时，在我的眼中，西花厅的一切都是陌生的、新奇的。我对它一无所知。对高振普的介绍，我只是点着头，小心翼翼听着。他突然说：“我记得你档案上的照片 留的是寸头，现在留起来了？”我不好意思地笑笑。后来，我和高振普熟悉了，又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我告诉他说：“是啊！留‘板寸’图的是凉快，改留长发，为 的是‘保暖’。”这位大我五岁的老兄是一个山东汉子，性格爽朗并带有几分幽默，在西花厅，我们经常说笑，逗着玩。
在西花厅待了将近一个小时。我告别了这个我心目中神圣和神秘的院落，告别这些新结识的朋友回连队。钱嘉东同志执意要送我，说可以顺路回在人民剧院附近的 家。这时，我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这位从此相处八年的兄长、老师和伙伴：约四十来岁的年纪，高高的个子，纤细的身材，白皙的面庞，乌黑发亮的头发一丝不乱，向 后梳着。他戴着一副白框眼镜，度数看起来很高。说起话来，不紧不慢，带点上海口音。那天，他穿着白色短袖小翻领衬衣，下身穿浅米色的长裤，裤线挺直，一派 气质高雅的学者风度。按现在的说法是很“帅”气，就是有点太瘦，衣服穿在身上有点“晃荡”，但仍不失风雅。这样一位“文人”陪我回连队，我心里非常高兴， 觉得挺光彩。我们推着自行车，边走边聊，很快到了中南海北门对面养蜂夹道的连部。我向钱嘉东介绍了连队宿舍、菜地等，并请他到连部坐一坐，他执意不肯，我 只好把他又送出营房。战士们看我领回了一位儒雅之士，都投来好奇的目光。当然，我到周总理身边工作的事以及这位客人的身份，他们这时是不知道的。
wuhy 2007-11-11 23:56
西花厅秘书们合影（左起：纪东、张作文、赵炜、钱嘉东、赵茂峰）。
熟悉秘书工作
1968年8月15日，我第一天到西花厅上班。
8点整，我来到秘书办公室，孙岳、钱嘉东、张作文三人正在交班。我按照军人的礼节，向他们敬了个礼。孙岳、钱嘉东有点不知所措，下意识地向我招了招手；张作文是军人，对我点点头。
我在外屋听着他们交班。他们相互交代了昨晚值班情况、总理一天的工作安排。其间，还不时地接听电话，电话中，我听见孙岳大声地问对方：昨天的煤炭产量是 多少等等，真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工作场面。不一会儿，听见一声铃响，我不知怎么回事，只见张作文快步向总理办公室奔去。很快，他拿着一摞文件回来了，说： “总理要休息了。”我进入这个紧张、忙碌又陌生的环境，感到有些茫然无措。
他们三个人忙活到9点才算消停下来，又重新同我握了手。钱嘉东很疲倦，看来是忙了一夜；张作文白天值班，处理总理交代的事情。这时，孙岳给我交代了任 务，他把我带到两个铁皮柜前说：“小纪，你先从整理电报开始熟悉工作。”边说边打开两个又重又厚的铁皮保险柜的门，“这些都是1968年前的电报，由于人 手少，工作多，一直没有来得及清理，你就按‘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外交部’和‘省、市、自治区、直辖市’这些单位，对电报先分类，按 顺序号排列起来，把有总理批示的电报挑出来，专门放在一起……也可以看看内容，以便了解情况。”接着，孙岳给我明确了我的工作：由白天值班的张作文带我工 作，具体做法由张作文决定。我点头答应。他又给我指定了办公桌，就在赵炜的对面。孙岳交代完工作后，顺手递给我一个茶杯，就回他在西厢房的办公室去了。
直到这时，我才定下神来。仔细一看，满满两大保险柜全是电报，一小格一小格塞得满满的。工作原则上倒是明确了，可电报是什么样子，怎么编号，各类电报有 什么不同，我从未接触过，还是一头雾水。我知道，现在不是多说话、多提问的时候，那样就是傻瓜了，先干起来再说吧。就这样，我开始清理电报，也开始了解、 熟悉秘书工作。
负责指导我的张作文忙了一阵工作后，坐下来和我聊天，安慰我说：“别着急，工作上慢慢来。有什么问题、什么困难及时提出来，别客气。”
张作文是从总参作战部调来当秘书的，东北人，不到40岁。年龄比我大，军龄比我长，个头也比我高。他办事利索，工作认真细致，处理问题严谨，说话有板有 眼，对人热情诚恳，军人气质里还露出几分文气，是典型的做机关工作的军人。他脾气很好，很谦逊，再加上都是军人，所以，一开始，我对他就没有多少拘束的感 觉，有这样的“师傅”带我，我当然很高兴了。
中午吃饭时，我没有饭票，自然也是这位“师傅”给我垫付的。
这一天时间过得真慢，也真是憋得慌，喝水都不敢像在连队那样端起茶缸大口大口地往肚子里灌，我甚至连爱咳嗽的毛病也憋住了，因为有时赵炜就坐在对面，大 声咳嗽怕影响他工作。这个爱咳嗽的毛病，后来总理的服务员高云秀曾奚落过我和张树迎：“看你们俩那点出息，没事了就咳咳，我看在总理面前，你们谁都不敢咳 一声。”我俩一笑了之。她说得也对，不然怎么叫毛病呢。要是在总理面前还那么不识相的话，那不是有病嘛！
这一天，我看到张作文、孙岳都忙得很，电话接打不停，文件收发不断，有时还要在值班室和总理办公室来回穿梭……所有这些都给了我极大的震撼。
我翻了一天的电报，也没有整理出多少份来。说实在话，也不怪我。过去哪见过这些东西呀！对我来说，现在接触的一切都是新鲜的。
晚饭后，我回到连队。一进门，就让通信员给我倒了满满一大茶缸的开水，一口气喝了下去，这才觉得浑身轻松了许多。这天夜里，我几乎没睡着，白天的各种情景像过电影一样，在脑子里反复出现着……
几天下来，经过观察，我发现三位老秘书的工作都应付自如，态度不急不躁，处理问题谨言慎行，就连打电话也字斟句酌，电话记录遣词造句十分讲究。对比自 己，我想了很多。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由生龙活虎、热闹活泼的连队到严肃谨慎、紧张繁忙的“相府”工作，环境变化大，如何适应；二是以前没有接触过秘书工 作，缺乏基础，文化知识等综合素质与工作要求差距太大，如何提高；三是个性较强，喜动爱走和办事急躁的毛病如何克服。思来想去，我不免对秘书工作产生了畏 惧心理。几位秘书都很忙，不能总去打扰，加上那时年轻、自尊心强，也不愿向他们去说这些苦闷，不好意思在他们面前暴露这些内心深处的“活思想”。真是“死 要面子活受罪”。最后，只有自己教育自己，那时有个说法，叫“狠斗私心一闪念”。因为做过指导员工作，这方面的事情我懂，要想真正解决思想上的问题，还得 靠自己去正确对待。反复考虑后，我定下了决心：机会宝贵，但机会只能靠自己把握；退路是没有的，只有坚持下去；能力的缺欠，可以通过勤奋弥补；性格的缺 陷，可以在磨砺中修养。关键在于决心和信心，在于刻苦、坚持不懈地学习和努力。
认识一旦升华，就会产生动力。我这个人倒是有点倔劲儿，不服输，只要决心下定，非要做出个样子来不可。于是，我开始多管齐下：一是抓紧时间熟悉情况，每 天从早上8点到晚上11点我几乎都在办公室。我在北京孤身一人，全部家当只有一个背包、一个手提箱，搬到西花厅安了“家”，有很多时间；二是多读多看，掌 握信息。办公室各种资料多，文件多，电报也多，各种渠道的信息，各方面的情况消息，总理这里都有。做秘书需要掌握大量信息，多看多听多留意就能充实自己。 第三是向老秘书学习。关键在于多问、勤请教。秘书的基础工作有规范，有现成的文本，但实际适用的东西，则有很多是不成文的，有的是不能成文，有的只可意 会，无法言传。这些都只能靠自己在实践中慢慢体察。几位老同志对我这个“新兵”（邓大姐经常这么叫我）都很耐心，不嫌麻烦。当然，我也有眼力见儿，问事 情，也注意看火候，一般都是等到老秘书们不太忙的时候，心情高兴的时候，才把自己的问题拿出来请教。赵炜这位大姐是个热心直爽的东北人，不但主动告诉我哪 些事情该怎么处理，就连给总理写汇报条字体要工整，字写得要大一点都及时提醒我。她对我要求也很严格，包括文件要放整齐，不要忘记关抽屉等小事她都及时提 醒我注意。第四是主动找活干。办公室事情多，值班人手却少，有时碰上几部电话同时响，通信员又来送文件，我就主动上前帮忙。好在我不太笨，又有压力转化成 的动力，再加上几位老同志的帮助，特别是张作文认真、耐心、手把手地教，所以学得还算顺利。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渐渐熟悉，初步掌握了值班的基础工作。 包括：电话的接打、文件的收发、传办阅件的分类、登记，会议的通知、准备，电话记录的整理书写，电报、资料的筛选、送阅等，渐渐地能够独立进行工作了。
我也有个毛病，这就是邓大姐曾经提醒过我的：小纪，你学习不要浅尝辄止，要持之以恒。说来惭愧，这个毛病，我至今仍有。我来西花厅几个月了，一旦感觉可 以胜任工作了，我就开始盼望总理正式同我谈话。这期间总理曾两次当面对我说“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么长时间，抽空我要和你谈话，然后正式值班。”
我在盼望着，总理同我谈话的那一天……
陕北匈奴 2007-11-12 16:41
看着很过瘾，继续
wuhy 2007-11-13 00:39
周总理、邓大姐在西花厅
周总理第一次同我谈话
在中央警卫团工作，见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并不是件很难的事。在哨位、到怀仁堂看戏、陪领导看电影、在中央领导接见群众时执勤，都有这样的机会。
我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周总理是在1962年。那年暑期，我们连到北戴河执勤，连队驻地离总理居住的27号楼很近。一天中午，我们连在中直食堂门前列队准 备就餐，这时有人说了句：总理的车子回来了。大家不约而同，一齐朝27号楼望去。只见总理与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从车上下来，看得出来，两个人都很高兴。总 理穿一身浅灰色中山服，披着上衣，两手在胸前抱了一个文件夹。我眼睛不眨一下，一直盯着往前走的总理。忽然听见总理笑了一声。这一声笑，我听得非常真切。 因为离得近，只有十几米远，还看见了他的笑容。他的笑声是那样的爽朗，他的笑容是那样的阳光，我至今依然记得非常清晰。
那时，我和众多热爱他的人一样，从各种报纸、广播、书本上，特别从电影正片之前加演的新闻影片中认识了他。他是有着传奇经历的革命家，他是共和国的总 理，他是老百姓的贴心人，他是中国人的骄傲。无论是在学校同学中，还是在部队的战友间，男子群体里都有一种悄悄的、引为自豪的议论：周恩来是我们中国的美 男子！这种共识很直白、很袒露，却是大家的心声。我渴望亲眼看一看他的风采。在怀仁堂的草坪上被中央领导接见时，没有见到周总理，真的遗憾了好长时间。这 一次我不仅见到了，而且看得这么真切，看见了他那灿烂的笑容。一种满足充满了我的心，从内心里，迸发出一种甜美，油然而生一种自豪，真的是这样。
我再次见到总理是到西花厅工作的第三天。早上9点多，总理从外面开会回来，在前院下车后，他向秘书办公室走来。张作文马上迎上去，向总理介绍说：“这是 新来的纪相才同志。”没等张作文的话落音，我就急忙接着说：“总理好！”总理回答：“好啊！欢迎你，抽时间我再同你谈。”他向张作文交代了一下要办的事 情，就回办公室去了。第一次离总理这么近，我心里有点慌，不知所措，甚至有点茫然的感觉。和6年前相比，总理依旧风度翩翩，但头发灰白了，脸上的皱纹很 深，络腮胡子很密，露出了黑茬。神情很疲惫，但眼睛仍炯炯有神……我看着老人家往办公室走的背影，步子很沉重，上身微向前倾。是啊！昨晚在大会堂开了一夜 的会，到现在才回来，能不累吗？“文革”中，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为了党，总理的心都操碎了！
后来我和张作文谈起这件事，他说：“你小子还挺机灵，比我强。我来的时候，第一次见到总理，说‘首长好，请指示’，结果总理不高兴了。”我得意地笑了 笑，没有回答，心想，要不是杨德中政委谈话时专门嘱咐、提醒，说不定我比你还傻，不但要说“首长您好，请指示”，还要立正敬举手礼哩！因为这是军人的习惯 和礼节啊。
我等着，期待着老人家与我谈话。但几个月过去了，虽然他有时也通过值班秘书或批示给我交办事情，我也逐步开始在秘书值班室替班，但总理一直没有机会和我谈话。
一次，我们党支部的同志一起开会，总理从盥洗室出来，看到大姐和工作人员都在客厅，就问：“你们开什么会呢？”
大姐说：“支部生活会。”
总理说：“支部生活会怎么不通知我？我也是支部成员。以后要通知我，我没时间参加，可以请假嘛。”他看到我站在旁边，深情地对我说：“小纪，一直没抽出 时间和你谈话，让你等了这么长时间，真对不起。”说完就走进了办公室。这是总理第一次叫我“小纪”，从此以后，在我陪伴老人家的几年里，除文字批示向我交 办的事情写名字之外，他一直都是叫我“小纪”，从没有叫过我的名字。
不知不觉，几个月过去了，总理一直没有和我谈话，老同志也为我着急，但谁也不便问总理。杨德中政委也很关心我，他来西花厅时，总要到秘书办公室坐一会 儿。他问我怎么样，谈话了没有？我说还没有。他安慰我：这事也不方便问，别着急，你干好工作就行了。高振普是两个卫士中年轻的一个，比我大五岁。总理、大 姐和大伙儿叫我俩的时候，就叫“小高”、“小纪”。直到现在，我们见到那几个老大哥、老大姐的时候，他们还是这样称呼。我觉得这称呼包含了朋友、同志、兄 长特有的亲情。我们俩年龄相近，性格也都很活跃，所以很合得来，有空时就聊上几句。有一次小高对我说：“别着急，时间抻长点儿，业务熟悉点儿，再正式值 班，再跟老人家接触也不一定是坏事。”接着，他又说，前不久，西花厅从部队挑了一个同志做总理的警卫工作，来了以后，就带着他直接参与工作。因为缺少适应 的过程，这位同志工作上出些小纰漏，就回部队了。我知道，高振普这番话是一种提示，也是一种安慰。
的确，总理太忙了，太累了。我想不管怎样，我做好自己的工作是最重要的。至于总理提出的组织活动时要通知他的问题，我到西花厅不久，就当了支部学习委员，我记得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从未通知过他参加组织生活会，主要是考虑总理太忙了。
总理同我谈话，我正式开始值班，说起来还真有点戏剧性的巧合。
那是1969年的三四月份，张作文同志因工作紧张，过度劳累，身体不适，需要暂时休息一段时间。这样，值班秘书就只有钱嘉东一人了。总理睡觉他睡觉，总 理起床他起床。他睡觉时我值班。实际上是两个人的事情压在了他一个人身上：总理睡了，钱嘉东睡不了；总理没起床，嘉东就得先起来，而且总理什么时候起床， 什么时候睡觉也没有定准，钱嘉东就更累、更辛苦了。一天下午，钱嘉东在睡觉，我在值班。突然，总理在办公室按电铃，我赶忙找值班卫士，让他告诉总理，我马 上去叫钱嘉东起床。没想到，总理按完电铃，走到了办公室门口站着，一眼看到我，就问：“小纪，嘉东呢？”
我只好如实回答：“嘉东还没起床呢。”
“那好，你过来。”说着就把批过的文件和看过的“每日要闻”交给了我，他也知道这样的事我会办好。随后，回到值班室，我叫醒嘉东，向他报告了以上情况，他高兴地说：“好哇，好哇，这是个机会！”
这真是个机会。
晚上，总理和大姐一起吃饭的时候，把我叫到了他的身边。总理让我坐下来，他边吃饭边对我说：“小纪，真对不起，你来这么长时间了，我几次说找时间和你谈 谈，可一直没有时间谈，让你久等了。我曾想过专门和你谈谈如何在实践中学习做秘书工作的问题。现在看来，你这段时间已经参加了实践，工作干得也不错，以后 还要继续在工作中去学习。我这里的工作情况，你基本上都知道了，也已经做了一部分工作。对你来说，工作岗位变了，工作环境变了，接触的事情多了，我只提出 一条要求，不该说的不要说，要注意保密，这是纪律。今天就算我和你正式谈话了，从现在开始正式值班。”
大姐接着说：“小纪很聪明，工作干得不错，总理已经说了，要继续努力。现在虽然和战争年代不同了，但保密仍很重要，有些事情还是要守口如瓶哩！”
我心里很高兴，但仍尽力保持平静。我想，这时候没必要多说什么。尤其两位老人家难得在一起吃这顿饭，我不能多耽误他们的时间。我简单而充满自信地说：“请总理、大姐放心，我一定继续努力，把工作干好。”总理、大姐听了显得很高兴，挺满意。
就这样，总理和我的正式谈话结束了，这是总理第一次同我交谈。这是一个伟人以普通人的态度与一个年仅25岁的普通军人的平等、真诚的谈话，并且充满不应有的歉意。这次谈话，我得到肯定，受到鼓舞，明确了方向，也增强了信心，使我终身受益，永志不忘。
wuhy 2007-11-13 23:36
1970年5月20日周总理、邓大姐与西花厅工作人员合影（前排左四为纪东）
西花厅：我们的“家”
在我的相册里，有一张十分珍爱的照片:姿态端庄、满面倦容的总理，面带微笑、和蔼可亲的邓大姐与我们西花厅工作人员的合影。在“文革”那忽风忽雨、飘来 荡去、反复无常的岁月里，总理和大姐就像撑荫纳凉的华盖，遮风挡雨的大树，给我们爱护和关怀，给我们教育和培养，又给我们爱护和保护。西花厅党支部是一个 齐心协力、忘我工作的集体。
我到总理身边的时候，支部书记由杨德中兼任，总理和大姐都是支部成员。杨德中主要在中央警卫局工作，分管西花厅。同时，总理还交给他一些特殊任务，如首 长医疗保健等，他是总理信任和得力的助手。“九一三”事件时，一直在西郊机场“协助”吴法宪工作，就是总理交给他的特殊任务。
西花厅党支部分前、后两个小组。前面小组的成员是秘书，后面小组成员是警卫、司机、炊事员和服务员。医护人员不属于西花厅支部，他们的组织关系在中南海保健处。
我去之前，前面党小组的成员多一些。据说，总理办公室人最多的时候有二十几个，分为文教、财经、外事、机要等几个组，有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后来，因为 毛主席对秘书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有的干部，秘书一大堆，秘书多了会误事”。周总理听了这个话以后，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带头减少自己的秘书。 到我去的时候，总理的秘书大部分已经分散到其他单位工作，或被抽去“支工”、“支左”，最后，只剩下孙岳、钱嘉东和张作文三个人了，再加上邓大姐的秘书赵 炜。总理办公室人员精简后，1965年，办公室的名称也改成“总理值班室”。我到西花厅一个多月，孙岳同志也“支工”去了。后来，张作文生了病，休息了一 段时间，便没再到西花厅上班，也去“支左”。又过了一段时间，去“支左”的赵茂峰因为身体不好，难以坚持“支左”工作，就又回到了西花厅。开始，他主要是 养病，后来一面养病，一面担负给总理查找资料等工作。有时遇到钱嘉东还没上班，我又要跟总理出去，值班室没人的时候，就由赵茂峰来替班。赵茂峰和赵炜是夫 妻，他工作认真细致，一丝不苟，言语不多，为人憨厚，很容易相处。从秘书这个方面来讲，钱嘉东、赵茂峰和我三个人最后把总理他老人家送走，我们一直坚持到 1976年11月，把文件清理完毕，总理值班室工作彻底结束，才离开了西花厅。
后面的小组由卫士张树迎、高振普，司机杨金明、服务员高云秀、炊事员桂焕云、姚德林、安振常等人先后组成。后来桂师傅年纪大了，他的徒弟林清也来西花厅 工作了一段时间。大姐的司机王炳文和服务员霍爱梅等人，也属于这个小组。张树迎是1951年开始跟随总理的一个老同志，事业心强，工作认真，勤勤恳恳，细 心周到，言语不多，反应机敏。杨金明除驾驶技术好以外，还是西花厅最勤快的人，打夜餐、擦窗台……只要有时间，从不间断；高云秀做得一手好针线，总理、大 姐的衣服，缝缝补补，飞针走线，大多出于她之手；桂师傅是在我们工作人员中年龄最大的，身体很胖，给总理、大姐做饭多年，我有几次深更半夜把他从熟睡中叫 醒，他也是乐呵呵的。他给我讲起过开国大典前，在中南涵台举行第一次大型国宴，厨师长就是桂师傅，他提出的菜谱，经各级领导审核，最后得到总理的批准。这 是老人家最得意的事，每当他给我讲起这件事的时候，脸上都会不时露出那种独有的骄傲和得意的笑容。
当时总理的保健医生是卞志强和张佐良。保健护士是许奉生、张心莉和王星明，刘心莲做过大姐一段时间的保健护士。这几位同志平时与我们接触多一些。我在西花厅工作的那几年，还有一些同志来做过警卫、服务和医护工作，但都是临时替一下班，时间不太长。
1974年，杨德中被调离中央警卫局，到陕西省咸阳军分区任第二政委。离京前，总理同他谈了几个小时的话。此后，就由张树迎代理西花厅党支部书记，直到总理去世。
西花厅的活动，一般都由党支部组织，平时主要是组织学习，也包括一些行政方面的事务。最后，总理的骨灰送上天空，撒向大地，也是遵照大姐的交代，由张树迎、高振普这两位保卫、照顾总理多年的卫士代表党支部执行的。
平时的学习，大姐只要身体好，没有别的事情，她都参加，而且经常发言，给我们讲理论，讲党史，讲光荣传统，使我们受益匪浅。
这是一个特殊的支部，也是一个特殊的集体。西花厅是这个集体所有成员共同的“家”。1975年1月31日中午12点，我们秘书最后一次见到总理，他老人 家和我们说的话里就有一句“问家里同志好”。西花厅的海棠开了一年又一年，成员换了一批又一批，它的良好作风却一直传承并不断光大着。有的同志的婚礼是在 这个“家”举行的；有的同志的孩子是总理和大姐在这个“家”里看着长大的。
这个家是总理、大姐生活的地方，也是总理办公的地方。
在这个“家”里，从工作方面讲，总理、大姐是我们的服务对象、是领导、是首长。而在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心里，他们更是长辈、是师长，是不分职位高低的 同志。如果说，普通人对总理是崇敬和热爱的话，我们这些总理身边的“家里人”除了一样的崇敬、一样的热爱之外，更多的是责任和亲情。这种责任和亲情相交 织，使我们感到所做工作的光荣、重要和生活在两位老人家身边的温暖与幸福。总理对国家、对人民、对民族、对党的忠诚，那种无私忘我的精神，以及他的人格魅 力始终影响、教育、感染着我们。还有他对人民群众的无比深挚的感情，那种尽心竭力、血肉相连般的关爱，我们感受得最真切、最深刻，我们得到得更直接、更实 在。
wuhy 2007-11-15 00:12
1983年4月，曾在西花厅工作过的同志们又回到邓大姐身边（第四排右四为纪东）。
谦虚谨慎，平等待人，是这个“家”的重要“家风”
总理和大姐没有自己亲生儿女，二位老人给予我们的，远远超过了我们能给他们所做的。所以，我们对总理的感情，也超过了对自己父母的那亲缘之情。高振普同 志曾经说过，总理住院时，他和张树迎同志所尽的孝心，比对自己的父母还要多得多。遗憾的是，我们这个“家”里的人，为二位老人能做的和所做的太少了。
这种责任和亲情，就是这个“家”的凝聚力和原动力。和总理相比，我们的累算得了什么？个人的事，再大又能有多大。我们的任何私心，都会被总理的大公所融化，任何傲狂都会被总理的谦逊所折服。就连我这个年轻人的浮躁，也渐渐被这个集体的踏实严谨磨砺掉了。
邓大姐在这个“家”里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在我们心目中，大姐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女性，也是一位没有自己儿女的伟大母亲。她把母爱给了千千万万中 华儿女，给了总理的侄儿女和晚辈们，也给了我们这些“家”里人。她关心西花厅的每一个人，包括工作、思想和家庭。她经常问寒问暖，我们的穿衣吃饭、头疼脑 热，就连孩子的学业和婚事也无不问及。只要她知道谁有什么事情，总是尽量帮着排忧解难。对我们秘书，有时因为陪总理批阅文件，或是陪总理外出等原因没有吃 饭，她就让炊事员关照我们。秘书办公室旁有一个小厨房，总理不在家办公时，我们偶尔也自己动手做饭，热闹一下。大姐知道后，多次交代，需要什么菜和佐料就 到她和总理的厨房去拿。有时大姐散步过来，看到我们正吃自己做的饭，老人家那个高兴劲儿，比她自己吃着还高兴哩！
总理事情多，工作累，身体有病，大姐当然比谁都心疼。她对总理的疼爱，有时也同秘书的工作有一定矛盾。我们也不愿总理过分劳累，也想让他多休息一会儿， 早休息一会儿。在这种时候，大姐就提醒我们：“今天总理太累了，文件要少送一点。”大姐还经常提醒我们说：“你们要帮助总理把关，特别要把好政治关。”这 其实也是大姐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我们也愈加感到责任的重大。
团结协作是这个集体的“家风”。在这个家里，秘书与警卫平日工作联系最多，但分工非常明确严格。互不过问，互不相扰，同时紧密配合。两个卫士24小时轮 流值班，总理外出活动秘书一般不跟随，这时卫士就要担负起比如我们送给总理的紧急文电的办理这些临时事情。说实在话，我们两个秘书轮流值班，文件、电话那 么多，有时在值班室只有一个人，这时总理想让我们跟随，或是我们认为需要跟随，都没有办法，除非值班室关门，那又是不可能的。这样，我们与卫士相互交流有 关情况就尤为重要了。总理每天的活动，大体上是有规律的，但也时常有变动。不管总理向卫士还是向秘书交代的事情，只要可能我们就马上告诉对方，一时来不及 的，也想着要边做边通气，让对方心中有数，做好准备工作。总理常常深夜回来，有时太累了或心情不好，卫士也及时告诉我们，以便掌握好文电送批的数量，把握 好请示报告的时机。
工作再谨慎小心，也难保不出一点纰漏和差错，每当这个时候，不管是秘书还是卫士的责任，我们都不推诿，更不火上浇油，而是先承担下来，让总理不生气，之 后再交流情况，分清责任，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多年来，我们在相互支持，相互理解，相互宽容中一起为总理服务，直到把老人家送走，又依依不舍地分别。时隔 多年，大家再相聚回首，仍然留恋那段美好的时光。
谦虚谨慎，平等待人，不盛气凌人，也是这个集体的重要“家风”。这一点，总理和大姐对我们教育很多，要求也很严格，他们自己也是这么做的。总理和大姐都 讲过，在这个家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由于工作关系，我们和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的通信员平时接触多， 都很熟悉，有时也聊上几句。他们也说：我们觉得，到你们家来送信感觉轻松舒畅，合得来。他们这种感觉，让我们也很高兴。他们来送信的时候，在院里碰上大 姐，大姐会和他们亲切地打招呼。遇到下雨，大姐从走廊散步到我们秘书办公室，就问他们带雨具了没有？提醒他们骑车小心点儿，别摔着。
电话39局总机话务员也得到了总理亲切的关怀。她们默默无闻，辛勤工作，只听其声，不见其人。对她们准确、及时、高效率的工作，总理多次予以高度的肯定和赞扬。每逢春节，总理都交代我们要向话务员问好、拜年。有时外宾送给总理的水果，总理和大姐也送给话务员们品尝。
西花厅院里有一位花工老阎师傅，少言寡语，一年四季，护花修枝，打扫庭院，非常勤恳。邓大姐遇上他，总要和他拉拉家常，问寒问暖。冬天，阎师傅和一位姓 赵的师傅一起烧锅炉。1973年冬，总理、大姐和我们工作人员一起在他们的厨房里吃了一顿饭，这是难得的，也是几年来唯一的一次聚餐。开饭的时候，大姐专 门让高振普给这两位烧锅炉的师傅送去满满一碗红烧肉。其实，我们那么多人，包括总理、大姐，这一顿饭也没吃到多少红烧肉。
我在前面提到总理和大姐对我们的爱护和保护，这不是泛泛之谈。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总理处在特殊的领导地位，江青等人想方设法找总理的碴儿，政治斗争 十分复杂，我们思想上的弦儿也绷得特别紧。对外联系，特别是对林彪和当时的军委办事组，对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个人那里的联系，都格外小心。他 们打来的电话，我们一字一句记录。凡是要给他们打的重要电话，我们都事先拟好稿子，或再三斟酌，打好腹稿，才打这个电话。不像对国务院其他领导那样，办 事、联系都正常、轻松，不存戒心。据老秘书对我讲，就这样，江青和“中央文革”的人还百般挑剔，让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作过检讨。遇到这种情况，总理总是为 我们开脱，自己承担责任，保护我们这些工作人员。
除此之外，我们的工作环境是宽松的，心情是舒畅的。在总理身边工作，心里踏实，不用提心吊胆。总理对身边人员是严格要求的，也是信任的。我们工作中难免 出错，但要承认错误，认真吸取教训。总理的批评常常是严厉的，但总是很有道理，让我们心服口服，并且事情过后，他也不会再追究，更不会算旧账，而是态度如 常，照样信任身边的同志。即使有人反映什么，没有根据的问题，他也不会轻易相信，更不会随意处理。在我们那个年代，一个人的价值，首先在于组织和领导的信 任。总理、大姐对我们信得过，我们又怎能不踏实、放心呢？
如今，总理和大姐都已经离我们而去了。我们这些西花厅“家”里的人，不论年龄大小、职务高低，每逢总理的诞辰日或忌日，都会冒着严寒，在西花厅、毛主席 纪念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或其他地方相聚。大家一起追忆两位老人家的丰功伟绩和他们对我们的教育和关爱；畅谈一起工作的日日夜夜， 叙说往日的趣事和情谊……
美好的时光值得珍惜，美好的往事值得回忆。这种美好，无法割舍，无法忘却，时间愈长，品质愈醇厚，意蕴愈深长……
wuhy 2007-11-15 23:59
周恩来逝世后，卫士张树迎（左）、高振普完成撒骨灰任务后与邓颖超合影。
周总理对我改名不满意
人们说名字不过是个符号，可不管过去还是现在，长辈们总希望通过这个符号给自己的子孙带来好运。我不知道自己事业、生活中的好运是不是这个符号带来的，不过，我的这个“符号”曾经引发了一段有趣的故事。
我原名“纪相才”，这是爷爷按家族的辈分给我取的名字。我后来想，“相”字是“辈”，而“才”字，估计是他想让孙子发“财”的意思，才能的“才”是我上学报名时老师顺手写上的。我们家几辈子没有文化人，大概也想不到这个境界。
在学校和部队，都有人和我开玩笑，故意把“纪相才”叫成“气象台”。每次同学、战友这么喊，我都觉得就是开个玩笑、逗逗乐而已，从来没有在意过。可是到 总理身边后，对外联系的事情多了，接触的方面广了，而且大多数电话都是不认识、也没有见过面的同志打来的。我这个名字让对方听起来，就有点不顺当了。有一 次就闹了笑话。国务院一个部门的值班同志打来电话，第一句话就问：“你是总理值班室吗？”
我回答：“是啊。”
“你是哪一位？”
“纪相才。”
“对不起，我打错了，我不是找气象台。”没等我再说话，电话已经挂断了。
还有一次，钱嘉东在家休息，总理有事需要他回办公室。那时秘书家里没有安电话，要由他家院门口传达室的老大爷传电话才行。我拨通电话后，老大爷问我是哪 位？我说是总理值班室“纪相才”。可能因为年纪大，前面的话没有听清楚，只记住了后面三个字，他不高兴地说：“开什么玩笑，什么气象台？”说完把电话扣 了。我只好重拨，把我的名字一个字一个字地又重新说了一遍，老大爷听后，也挺过意不去，一个劲儿道歉，马上就去叫嘉东了。
这两件事，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后来我接、打电话，报名字时就总有点底气不壮似的，总怕对方弄错，只好加重发音，有时遇到电话信号不好，还得一个字一个字地解释：纪律的“纪”，互相帮助的“相”，才能的“才”。
总是这样子可太麻烦了！我开始有了改名的想法，但下这个决心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毕竟，“纪相才”这个名字是爷爷起的、父母同意的。从上学开始，已经用 了近20年了呀！而且，当时正是“文革”时期，改名成了时髦，似乎不改名就不革命一样，我心里本来是不愿意跟这种“潮流”的。可是不改吧，还真容易闹笑 话。
我正考虑、犹豫，碰巧大姐散步到秘书办公室。大姐问我正式值班一段时间了，工作上有什么感觉。我谈了几点感想后，对大姐说起我的名字引起的笑话。大姐问：“名字怎么还会出笑话？”我把那两件事向老人家学说了一遍。大姐听了，觉得挺有趣，说：“还有这种事？有意思。”
这时，我顺便说道：“大姐，我想改个名字。”
大姐说：“改名字？改什么呀？”
我说：“还没想好。”
大姐想了想说：“要不，叫纪明？”接着，她又说道：“你再想想吧。”
钱嘉东是我的领导，我先同他商量。他说：“要改的话，得先向杨德中同志报告一下。”决心下定后，究竟叫什么名字，我挺伤脑筋的。我想：要改的话，就改个 好听的。首先是一个字的，第二读音得是平声的，第三也要有点时代色彩。我想过用大姐说的“明”字，但想来想去觉得有“鸡鸣”的谐音，便放弃了。最终，还是 时代色彩诱惑了我，下了最后的决心，起了个“东”字，并立即给杨德中写报告，申明“为工作方便”，由“纪相才”改名为“纪东”。报告很快得到批准。从此， “纪相才”就成为曾用名了。
这件事，我也曾想过要向总理报告一声，但转念一想，他平时那么忙，我实在不愿拿这点小事去打扰他。于是，就在改名以后，一次我给总理写的“电话记录”上署了“纪东”的名字。总理看完电话记录，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
“小纪，你什么时候改的名字啊？”进了屋，总理没等我说话，就问了这么一句。
“就是三天以前。”我回答。
“为什么改啊？”
我把那个有趣的事向总理说了一遍。总理听了，也哈哈地笑起来，“滑稽。”总理觉得什么事有意思、可笑，他就爱说“滑稽”这两个字。接着，他收敛了笑容，既认真又和蔼地对我说：“改什么名字啊，你原来的那个名字挺好的嘛，何必改呢？再有，你改名字也不向我报告一下？”
我赶忙说：“我不想打扰总理，只给杨德中同志写了报告并得到批准。所以，只在写‘电话记录’时用了新名字。”我非常不安地解释着。
总理听后，没再说什么，就继续批文件了。听得出来，总理对我改名字是不满意的，如果事先报告了他，大概他是不会同意的。但事已至此，只得这样了。以后几天，我心里总是不安，写“电话记录”署名时，总感到愧疚。
总理对我改名的不满意态度，后来又表露出来。一次我去大会堂福建厅送中央政治局会议要讨论的文件，进门时，政治局会议还没开始，领导们正在互相交谈。看到我进去，总理接过文件后对大伙儿说：“这是我新来的秘书，小纪。刚改了名，叫什么‘纪军’。”
我小声提醒说：“纪东。”
“对，叫纪东。”
我心虚地看着总理的表情，听着他的语调，仍明显地表现出对我改名的不满。这时，康生插了一句玩笑：“哦，那是纪登奎的弟弟啊！”
倒是李先念副总理接下来的话让我紧张的心情放松了下来。他问：“小纪，你今年多大了？”
“25岁。”我答道。
“什么职务？”
我当时穿着军装、戴着军帽，着装整齐，就答道：“连指导员。”
“25岁了才当指导员？我像你这个年龄都当军团长了！”
我同国务院的这几位领导比较熟悉，不怎么拘束，就回答说：“您那时是战争年代，我在同年兵里还算提升得快的呢。”
看总理没什么事了，我急忙退了出来。
后来，我经常想起总理对我改名字的态度，想那真挚、含蓄又充满关爱的话，和没有说出来的、让人深思的意蕴。
我心里对改名这件事是后悔的，甚至会激起阵阵隐痛，至今仍是这样……
总理同我正式谈话后，钱嘉东也非常高兴。他说：“你把作文分管的工作接下来，他管的事你也知道。从现在起，你就开始正式值班。”
按照分工，钱嘉东主要负责外事、安全和宣传、港台等方面的工作。我接替张作文的工作，主要负责党、政、军、群等方面。也可以说一个外交，一个内政吧。
在时间上，钱嘉东主要是值夜班。吃过晚饭后上班，到第二天上午8时交班。我从早上8时接班，晚饭后交班。不过实际上，我们交班后并不马上离开办公室，一 般情况下，钱嘉东交完班，再处理完需要办的事情，就9点多了，回家睡几个小时，下午晚饭前就又回到办公室。总理夜间事情多，白天来的外交方面的文电钱嘉东 都要先看一遍。后来总理的作息时间没有规律了，钱嘉东值班的时候，即使能躺一会儿，也是和衣而卧，难得踏实睡一觉。成年累月，天天如此。可以说，钱嘉东是 西花厅工作人员中工作时间最长、最累、最辛苦的，但他从无怨言，始终如一。我吃过晚饭交班后，也不离开，一般要到11点钟吃完夜餐，才回去睡觉。这也是为 了及时办理总理在家办公时交代的事情。而且，1975年3月前，我在北京没有家，就住在西花厅，所谓下班，就是从办公室到另一间屋子睡觉而已。
wuhy 2007-11-16 17:44
改名前，周总理交办的文件批示（部分）。
总理在秘书工作上的几点教导
总理在秘书工作方面对我们的教导和批示很多，回忆和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秘书要广学博览
为了提高我们的思想水平和综合分析能力，总理要求我们抓紧一切时间阅读各种书籍、资料，包括政治的、经济的以及文化艺术方面的等等。对理论方面，总理要 求读原著，对经济、文艺、科技等方面专业性较强的，一般根据工作需要，作常识性的学习和了解。比如，反映国际动态的《参考资料》，每天两大本。总理要我都 看一遍，并筛选出重要内容给他讲摘要。重要的地方，要原文讲给他听。有的重要文章和段落，我要用红笔画出来，供他亲自阅读。这就对我们提出了要求：要认真 地看，仔细地读，要提高判断和选择能力。
做秘书工作，要随时准备回答领导提出的问题。要达到领导的要求，得靠平时知识的不断积累和及时的学习充实。我也碰到过犯难的事，一次总理突然问我：“唱 歌和唱戏，什么是‘真嗓’？什么是‘假嗓’？怎么区分？中国的民歌唱法是不是真嗓？京剧行当很多，哪些是真嗓？哪些是假嗓？美声唱法是真嗓还是假嗓？”我 没有相应的声乐知识，只能简单地回答：“总体上讲应该是发声部位和运气方法不同。”至于总理提出的那么多问题，我就都答不上来了。碰到这种情况，我一般都 在事后查阅资料或请教有关专家，再找个方便的时候，向总理报告。
总理对工具书特别重视。《辞海》、《辞源》，“门捷列夫化学元素表”、“华罗庚运筹学优选法”、《世界地图册》、《中国地图册》等就摆在案头，随时查阅。查《辞海》怎样能查得快，要和《辞源》对比参阅等方法，都是总理教给我的。
总理那样的高龄，对有些文件的原文，特别是一些数据，他看过后，都能记住、背下来。全国2000多个县的名称、地理位置，都清楚地印在他的脑海里。一 次，我送给他一份电话记录，他看后对我讲了记录里提到的这个县的地理位置和不少相关情况，比如那里每到开春容易出现冰坝等。世界上，哪个地方出了事情，也 就是现在说的“突发事件”，他立即会想到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周边情况等。总理总对我说：“对地图不仅要看，更要读，遇事要经常查，这样就记得牢。”他还 对我说过，毛主席的记忆力非常强，主席在与美国客人谈话时，说到台湾省的面积，还是上小学时记下的数字。
总理还教过我叠地图。一次外出开会，需要带一张大幅地图，卷着的地图坐在汽车上不好携带。我蹲在总理办公室的地毯上叠起来，可怎么也叠不好。总理看到了 对我说：“小纪，我敢肯定你没有当过参谋，没学过参谋业务。”说着，他就指点着我，很快把图叠了起来。并说：“叠地图也有学问，叠得好的，展开后图就平 展，容易看。”
（二）秘书要替领导把关
秘书是领导的助手和参谋，把关是当好参谋和助手的重要方面。总理经常对秘书和警卫人员说：你们要帮助我把把关，要经常提醒我，不要误事，误事会出问题。 我们根据总理每个时期的重点工作情况，把每天的详细日程安排，一周的大致活动，乃至一个月的外事活动和国内重大会议安排都列出时间表来，随时报告总理。每 次总理出国归来，我们去机场接他回家的路上，都会把他离开期间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向他汇报，以便他考虑处理问题时可以衔接、统筹；总理每次批阅文件或决 定问题时，我们便把需要参考的文件资料放在他的案头，以保证文件精神和对问题处理的前后连贯性。如果紧急批件多，总理来不及检查时，就把重要的批件交我们 检查一遍，我们也都认真校读。对人命关天的大事，如地震、水涝、风雪灾害等，更是要尽量弄清详细情况，及时汇报。总理还特别嘱咐我们，对毛主席批示的重要 文件或交办的事情，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及时向他报告，不得延误。
（三）秘书要勤恳踏实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件事。一天中午通信员送来一份外交电文的手抄件，我看了看，不是急事，便放到一边。不到十分钟，通信员又打来电话，说外交部又 有一份挂“特急”的电报文件袋，是不是马上送来？我根据平时的情况判断，这个文件袋应是前一件的正式印件，不是新的特急件。况且是夏天的中午，我真想睡一 会儿，再说总理也还没起床，过一会儿再说吧。于是，我便对通信员说：先放在你那里吧，需要时我给你打电话。然后我安然地躺在床上。当然，也就是闭会眼睛， 眯上一阵儿。总理在家，哪敢真睡呀！
事情就那么巧，越觉得没事越有事，越觉得坦然，越来麻烦，问题恰恰就出在自我感觉良好，自以为没问题的时候。
正在蒙眬之中，忽然听到总理在办公室按电铃叫我。我一下子警醒起来，总理什么时候到办公室了？我急忙跑过去，推门而进。总理问：“外交部的电报送来没有？”
“就这份。”
总理说：“还有一份。”
我说：“通信员打电话来了，我马上叫他送来。”
回到办公室，让通信员送来电报一看，傻眼了：并不是我以为的前一份电报的正式印件，而是姬鹏飞外长在欧洲访问发来的急电，其中请示的问题急需国内答复。 外交部等不到总理的答复，乔冠华副外长不得不直接给正在睡觉的总理打了电话。没办法，我硬着头皮进了总理的办公室。总理接过电报看了看，瞪了我一眼，生气 地说：“你知不知道鹏飞同志在国外着急！本来你是很勤快的，不管我在哪里，有事都能及时报告。今天怎么了，是不是通信员压了？”
我赶忙解释说：“通信员告诉我了，和通信员没关系，完全是我的过错。”我把过程简单地向总理说了几句，并表示今后一定注意，不再犯类似的错误。
总理见我承认了错误，气也就消了一些，说了一句：“不能这样主观臆断，想当然，对什么事都要搞实在，不然会误事的。”好在总理已经根据乔副部长的电话及时给予了答复，没有耽误大事，造成损失。对我来说，真是谢天谢地，免了一劫。
有人总结做秘书工作要做到脑勤、手勤、嘴勤、腿勤，这是有道理的。也就是说，既积极主动，又不要自以为是，自作主张，凭想像办事。遇事要多请示多报造，避免一念之差，一字之误，做到总理说的“什么事情都要搞实在”。
（四）秘书遇事要联想
总理听我们报告情况，都非常仔细，经常会问许多有关问题，他不允许半点敷衍、应付，“大概”、“可能”之类的回答是绝对通不过的。如果对有些问题、情况 不甚了解，他不责怪你，但一定要弄清楚。总理曾讲过：办任何事情，都要多问些情况，要想到有关的问题，这样，你们报告情况就主动了。他还说，你们凡事要多 联想、多设问。
我记得有一年开春时，收到有关部门报告，称：黄河下游山东境内冰情严重，由于气温升高，形成的冰坝会严重阻塞河道，崩毁堤岸，冰水四溢，淹没农田，直接 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理立即让我打电话向有关部门了解情况，弄清楚以下问题：冰情严重程度，重要冰冻地段，冰坝有多高，覆盖面积有多大，爆破冰坝的措 施有哪些。如果用飞机投弹轰炸，空军方面落实没有，成功的系数有多少，失败的后果会怎样，进一步的措施是什么……我整整记了一页纸。还有一次地震发生后， 总理让我问清震源、震级、震幅，受灾程度，救灾措施，就连大会堂有没有出现裂缝都交代要问。对于总理布置下来的和下面报给总理的各种问题，我们都认真了 解：搞清还有哪些情况不甚明了，没弄清楚，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多种处理方案的利弊等等，包括一些关键的细节也查得一清二楚。即便如此，距离总理的高 标准严要求，往往也还有不少的差距。
（五）秘书要具备综合概括能力
总理集内政外交于一身。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毛主席还说过，军委的重要事情也要请示报告总理。西花厅每天文电往来之多，真是到了数不胜数的程 度。许多文电都要总理亲自阅批。既要保证不误事，又要注意总理的身体，所以秘书们要对文电进行分类。急件、重要的文电急办；不急的，有的立专项备查，有的 在研究此类问题时再拿出送阅。老同志告诉我，总理为提醒秘书注意培养、提高分析综合能力，还曾专门为他们写了两句话：“要求综合，反对分散。”多年来，这 已成为秘书能力培养的准则。
wuhy 2007-11-18 00:48
改名后，周总理交办工作时写的信封。
“要注意保密，这是纪律”
总理对保密工作高度重视，他对保密工作的指示，他对保密工作严肃认真的态度，始终在影响着我们。我到总理身边工作后，他第一次与我交谈时所说的“要注意保密，这是纪律”的嘱咐，给我上了深刻的一课。
总理重视对我们的教育，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他是执行保密纪律的典范。平时凡电话中涉及党的重要机密，他都坚持使用专线。即使交秘书办，也要提醒我们使 用保密机。总理的办公室和卧室都装有专线和加密机，有时一连几次加不上密，总理仍坚持一定要加密后再通话。重要的机密会议，总理事前都要亲自审查与会人员 和工作人员名单，并提出具体要求。如工作人员是否在场，服务人员是否可以进去倒水等等，都会作出明确交代。
总理每次开会，都要亲自做记录。他去世后，我们整理他的手迹，装满了几皮箱。高级机密内容的文件，总理一直放在保险柜或锁在抽屉里，钥匙从不离身。出国时，就把钥匙交给邓大姐保管。大姐的保密观念和总理一样强，总理回来后，大姐的重要工作就是交还钥匙。
对机密性强、时间紧迫的文件，总理都要求专人，专送，专办。我在他身边工作的几年里，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的几位同志都担负过这个任务。总理也曾三次让我拿着专件到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处去传批，他还要求：事办完后，不管时间早晚，都要向他回话。
总理一向坚持：是谁负责的工作，就该谁知道。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一次是总理去朝鲜访问，我去机场送行。在车上他向我交代了他出国期间要我做的工作之后，总理自己动手按动电钮，把司机、警卫与后座之间的隔音玻璃升起 来，对我说了与“九一三”事件有关的一些事情。总理说：毛主席讲，庐山会议后，吴法宪的检查比黄永胜、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的要好一些，想把吴法宪和其他 几个人区别对待一下。总理还告诉我：康生说，林豆豆是林彪家“鸡窝里飞出个金凤凰”，林豆豆是有功的。
还有一次，总理交代我给罗青长打电话，内容是关于海外的事情。
事情说完后，总理又按动电钮，把玻璃降下来，接着谈别的工作。
总理这样做，绝非对身边工作人员不信任。因为在他看来，对同志的信任不等于无密可保。尽量减少知密面，对无关人员保密，是保密工作的要求，也是保证工作顺利完成的需要。
处理文件是秘书一项重要工作任务。总理十分重视文件的管理，经常强调要加强文件的登记、注办、注销和加封制度。有时他看到文件上没有我们盖的章，就提醒 我们要在文件上加盖编号。凡重要信件，总理自己写完信封后，发出时还提醒我们要加上封条。长期下来，我们都习惯了这种严格的管理制度。总理外出，在外边批 阅了文件，或把我们已登记的文件转有关部门和领导后，他都认真地把文件号码写在纸上，回来后让我们注销。
对违反保密纪律的行为，不管是谁，总理是从不放弃原则的。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中央下发了57号文件。一天，江青的秘书打电话，说江青要把57号文件给她熟悉的、非党员著名运动员和其他人员看一下，并 说，连她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已听了传达，再告诉这些人也没什么。我报告总理，总理当即回答：“不能这样做！必须坚持先党内后党外、先领导后群众的原则。要遵 照文件通知范围办事，这是党的纪律！”最后总理亲自处理了这件事。
总理坚持保密原则，对自己的亲属也不例外。他的侄子侄女来看望他，是从不允许他们进办公室的。
总理重视保密工作，但不主张搞神秘化。
我记得这样一件事：那是在中央专委会研究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的会议上，有关人员汇报情况时讲道：“卫星上的通信设备，是由几个工 厂的工人日夜奋战试验成功的。有的零件是从上万个零件里面筛选出来的。”总理听了，问：“为什么要从这么多的零件中选？合格率这么低？难道工人同志不知道 这些东西的用途？”那位同志回答：“我们从未告诉过工人们这些零件是卫星上使用的，用途一直保密。”总理这才明白，他态度和蔼然而又十分严肃地对与会人员 说：“这就不对了嘛！这没什么值得保密的，应该告诉工人同志零件的用途。他们知道了这些零部件的用途，明白了意义，干起活儿来就会更精心，就一定能保证质 量。不要什么事都强调保密，搞成神秘化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应该的。”
在“密级”的使用上，总理也主张区别对待。
我记得有一位公安部的领导，每次给总理写报告，信封上都要写上“特急”、“绝密”、“亲启”。按规定：部长级以上领导给总理的“亲启”件，我们秘书是不 能拆封的；标明“特急”，必须马上送总理；“绝密”这种密级一般也是不多使用的。每次收到这样的报告，的确有点犯愁。因为知道这位领导的报告有的其实并不 急，只是一般的情况报告，但他写了“亲启”，我们就不能拆，就只好照送。有一次又收到这样的报告，我只得马上送到总理办公室，当着总理的面拆开。总理看后 说：“这位部领导每次都亲自写报告、写信封是好的，字写得也十分用心、工整。但每次都注上‘特急’、‘绝密’，急的也就不急了，都是‘绝密’也就没密 了。”听了总理的话，再遇到这样的信件如何处理，我心里就有谱了。
一次国务院开会时，我见到了这位领导。对他说：“总理说您亲自写报告，字写得也工整。”他听了总理的“表扬”，很高兴。稍停我又说：“您写的信封都是‘特急’、‘绝密’、‘亲启’，我们收到后挺难办的。”
他问：“为什么？”
我说：“‘特急’我们要马上送，有时总理还在睡觉，有时在外面开会，不好掌握。”
他笑着说：“那还不是由你们决定，相机办理就行了么。”
我说：“可是，您写的是‘亲启’，我们不能拆。这是总理规定的。”
他非常惊讶地说：“哦？总理还有这样的要求？我不知道。以后我注意。”
从此，这位领导还真的改变了这个习惯，“亲启”和“特急”用得少了，“绝密”也不常出现了。
在总理的直接教诲和影响下，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也养成了良好的保密习惯。大家工作都有分工，凡不是自己分管的工作，不涉足；不该看的文件，不去看；不该自 己知道的事情，不去问。跟随总理外出开会，只要知道是机密性强、参加人员范围小的会议，到了会场门口，我们便把文件包交给总理，自己停下来。有时遇到拿不 准的情况，就问一句：“总理，我在外面等着吧？”然后按总理的意见跟进会场或在场外等候。
当然，随着时间和形势的变化，保密工作的原则、内容、要求和办法也要适时适势而变。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周总理所强调的保密工作的意识、观念和纪律是不能淡化和松懈的。这是国家安全的需要，也是人民利益的保障。
wuhy 2007-11-19 09:44
周总理为办公室全体同志的题词“要求综合，反对分散”。
“警卫工作真辛苦呀”
1972年冬，总理的年轻卫士高振普同志因身体不适，需要休息一周。张树迎与邓大姐、钱嘉东商量并经总理同意后，决定由我替小高值几天班，即：总理在家 办公时，白天我仍做我的本职工作，夜晚在后面做卫士的工作；总理外出时，我跟着。张树迎对我说：“大姐说了，你是军人，又年轻，又是警卫团来的干部，你就 辛苦一下，替几天班吧。警卫局的同志你熟悉，总理平时去的几个地方你也知道，也就是几天的事儿，咱们就不从外面抽人了。”他还简单地向我介绍了外出时需要 注意的事项。
总理、大姐都同意的事儿，我还有什么说的。就这样，我兼做了一个星期的卫士，实际上只值了三天的班。这三天还真巧，总理每天都有外出活动。我记得晚上有政治局会议，去过一次钓鱼台，还冒雪到东交民巷会见过柬埔寨前首相宾努……
庆幸得很，这几天总理的身体、精神都很好，而且外出时有张佐良大夫跟着，冷暖、吃饭、睡觉都由他负责，我并没费多少心思。
虽然只是短暂的三天替班，而且没有承担卫士的全部工作，但卫士的辛苦、劳累、操心，我也领略到了。特别是后半夜，时钟走得那个慢啊，真是难熬。我不能合眼，不敢打盹儿，连坐下都怕睡着……
总理在办公室办公时，警卫要不时进去看看。总理睡觉时，警卫要听着电铃声，随时准备听从召唤。那几天后半夜，快到天亮时，为了驱走睡意，我咬过舌头，拧 过大腿，都没用。最后只好在值班室里来回走动，就盼着天亮。我想到总理的两位警卫张树迎、高振普他们跟随总理那么多年，不管多么劳累，多么辛苦，不管情况 多么复杂，事情多么危难，也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始终兢兢业业，谨言慎行，细心周到地为总理服务，真不容易啊！特别是后来总理年龄越来越大，工作越来越 重，身体越来越弱，他们需要付出的心力就更多了。总理病重住院后，他们尽心竭力，坚持不懈，直到把总理的骨灰撒向祖国江河大地……
我替班的几天，总理的安全、身体都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倒是有几件小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替班第一天，天气很冷，总理出门要穿大衣。平时，警卫给总理穿大衣的情景我看得多了，一提一伸，非常利索。可是“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轮到我给老人家 穿大衣时我也照着他们的样子，站在总理身后，把大衣从下往上提，结果总理左臂伸到袖筒里了，右臂没完全伸进去，我又稍用力往上提，只听总理小声“哎哟”了 一声，我心里“咯噔”一下，糟了，拐了总理的右臂了。总理的右臂是伸不直的，我赶忙把右边袖子往下落，在他伸手的时候往上一提，还好，这回顺顺当当穿上 了。总理知道我是第一次干这个活儿，也没说什么，我却出了一身冷汗。第二天，我对张树迎说起这件事，他笑了笑，说，忘了教你怎么穿大衣了。说着，他比划了 一下，我记在了心里。以后再帮总理穿大衣时也顺利了，但心里还是扑腾。
总理深夜离开办公室到卧室办公之前，他要先在办公室脱掉皮鞋换上拖鞋。我把拖鞋放在地上，就顺势蹲下来帮他解鞋带。可他却把两脚往座椅下面收了回去。我 不解其意，就把他的一只脚往外慢慢抻出来，他又收了回去。我莫名其妙，这时，老人家说：“这事不能让你做，我自己能解。”说着，他就弯下腰，把两只鞋的鞋 带解开，自己换上了拖鞋。老人家弯腰解鞋带时挺费劲，手还有点颤抖。其实对我这个年轻人、晚辈来说，这点小事是举手之劳，而且也不为过，但总理坚持不让我 侍候。
第二天，太阳落山后，我给总理送完文件，想把挡寒遮光的长窗帘拉上，总理看到我的举动后，说：“这个你不用管，叫小高来做。”
我朝他笑了笑说：“今天我替小高值班。”
总理摇摇头：“哦，我忘了。”
总理对我们的分工一向非常明确，可以说是“井水不犯河水”。如果弄不好，帮倒忙，那还不如不帮忙呢。
最有趣的一件事，发生在我和总理的保健医生张佐良的配合上。
有一天，天已经蒙蒙亮了，总理累了近20个小时，总算要睡觉了。为了尽快入睡，睡得踏实，总理除了吃安眠药，有时还要吸点氧气。
进总理卧室前，我和张佐良商量，他拿氧气嘴，我负责压氧气袋，并约好：只要他点头，我就加压；摇头，就表示停止。我心想，这还不简单，不就是“摇头不摁，点头摁”嘛。
这时总理已经躺在床上，而且吃过安眠药了。卧室的顶灯也关了，我们相互只能看到对方的轮廓。一开始合作得很顺利，他一下一下点头，我一下一下加压，只见 他点头不断加快，我加压也随之增强。忽然，他小声冒出了一句：“别摁了！”我很惊奇，说好的用动作做信号，怎么出声了？我立即抬起双手，停止了加压。
我们踮着脚尖，悄悄地走出了总理的卧室。到了卫士值班室，老兄笑里带气地说：“你小老弟怎么搞的？告诉你别摁了，怎么还用劲儿呢？我那头儿把氧气嘴掐死 了你还压，再用力，氧气袋就要爆了。你没听到总理打呼噜了嘛？”我和张大夫平时经常聊天，彼此很熟，就边笑边对着他说：“咱们不是商定好的嘛，摇头不摁点 头摁嘛，你总是点头，我可不就得加压；你头点得越快，我加压就得越重呀！”
张佐良猛然醒悟：“对，我忘了摇头不摁点头摁了。”
我们俩一齐哈哈大笑，倒是冲走了睡意和疲倦。好在总理那天睡得那么快，睡得那么香……
这件趣事我一直记忆犹新，现在写着仍忍俊不禁，想起那难忘的一幕，那曾经伴在总理身边的岁月……
周总理是一个懂得生活的人。他兴趣广泛，格调高雅，他的精神世界是五彩缤纷的。
总理熟悉多种艺术形式，他对文艺有着自己独特的了解和爱好。他曾亲自修改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解说词，被许多行家称为“总导演”；他曾把《霓虹 灯下的哨兵》剧组请到家里吃饭，讨论剧情和人物塑造；一部《风雪夜归人》的话剧，他曾看了12遍；他青年时代写的诗既大气磅礴，也情细若丝；他对书法碑帖 情有独钟，他的字独树一帜，神定气足，韵味悠远；他在“文革”的痛苦煎熬中，抄写过民间曲调唱词“做天难做二月天”，以排解内心的积郁；晚年身染沉疴，还 聆听《长征组歌》，吟唱《国际歌》的悲壮旋律；他还说过，退休后，要写一部小说《房》……
可以说，总理的艺术情结，发自少年，伴之终生，这既是他的天性，也因为他把艺术视为责任。
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中学时，就对文艺，尤其话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南开学校很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校长张伯苓倡导新剧（话剧）救国、教育救国。其弟张蓬 春更是身体力行，将南开新剧搞得红红火火。那时，周恩来是南开学校新剧剧团布景部部长，并经常上台演出，演出《一元钱》、《华娥传》、《恩怨缘》等新剧。 那时，男女不能同台演出，南开又是男校，剧中的女角都要由男学生扮演。周恩来相貌清秀，扮相俊美，常常在剧中饰演女角。话剧轰动了京津两地，不少看戏的女 学生都对台上那位“小姐”心生爱慕之情。
我曾问过总理：“总理，您在南开时，还演过话剧呢？听说您还是男扮女装哩？”
总理“哈哈”笑了一声，却不回答我，既没承认，也不否认。他很不在意地说：“哈哈，那个时候……”说了一句，又止住了话头儿，不再说下去。那是一声开心 的大笑，是从内心迸发出来的笑，豪放、响亮，荡漾着魅力和神采。我想，我这一句好奇的问话，也许勾起了老人家年轻时演新剧的回忆，看到他那么阳光的一笑， 我心里说不出的满足，真是美滋滋的。总理如果一直处在这样的欢乐之中，那该多好啊！但“文革”时期，国事艰难，有时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他无法轻松下来，更 缺少生活的乐趣，也难得有这么开心的瞬间。
我见过总理一个人写字。有时候工作累了，他随便找张纸，像练字一样写写画画。有的是古谚名句，唐诗宋词，有的是随感而发。总理写过之后，便将纸随意放在办公桌上，我们整理文件时，便能顺手拈来。
wuhy 2007-11-20 00:14
周恩来总理粲然一笑的风采。
周总理吹口哨
我听过总理吹口哨，也是在他高兴时候的自娱自乐。总理吹口哨不怎么会拐弯，是以“嘘……”这个音调为主。说真话，总理没有我吹得好。听到总理吹口哨，看 他那么高兴，我还真想在他面前“显摆显摆”，不过我还是没有这个胆量，也怕扫了总理的兴。我曾对总理的侄媳、中央电视台著名导演邓在军说过此事。那是我们 一起去福建泉州参加纪念周总理的活动，之后结伴游览，她无意中听见我吹的口哨歌曲，说：“纪东老弟，你的口哨吹得真不错。”受到这样有名气的导演的夸奖， 我很高兴，对她说，总理也吹过口哨，我还模仿了一下。她觉得很新奇，很开心。1973年夏天，维也纳爱乐乐团来中国访问，在北京连续进行演出。这是“文 革”以来第一个到中国访问的西方乐团。首演那天，我们办公室刚好有几张票。我抱着好奇的心理，到民族文化宫去看了。因为是首场演出，江青也去了。那天，她 还是很有风度的，身着墨绿色翻领长裙，简洁高雅；乌黑的齐耳短发梳向后面，一丝不乱；身材高挑，腰板挺直，步态轻盈，举止有度，还真有中国女性的古典之 美。这和她那歇斯底里的泼狂相比，简直判若两人。不知为什么，江青只看了演出的前半场，中间休息时就离开了。
说老实话，对中国音乐，我多少还算知道一点点，对外国音乐，特别是交响乐，真是一窍不通。这与我一直所受的教育、生活环境和兴趣爱好有关。即便如此，我 还是被这场交响音乐会深深地感染了。那恢弘的气势，和谐的声部，悠扬的旋律，“帅气”的指挥，使我大开眼界，深受震撼。但让我感触更深的是，每奏完一曲， 观众那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我想那天的观众，应该大都是懂音乐，甚至是酷爱交响乐的，他们的掌声表达的是炽热的、真诚和渴求的心声，这片掌声是对“音 乐没有国界”的最好诠释。至于江青的离开是不是与这片掌声有关，那就只有老天才晓得了。
第二天下午，总理在院里散步，我报告完工作后，见他情绪很好，就顺便向他说起我看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的情况。我说：“演出很成功，每一支曲子演奏完，观 众都长时间地热烈鼓掌，这样的场面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特别是节目单上最后一曲奏完后，观众就是不走。加演一曲不行，再加演一曲还不行，最后加演了五支曲 子，才算拉上了大幕。我真没想到观众在音乐方面这么饥渴，对这种高雅艺术那么需要。”
总理静静地听着，不插话。接着，我又大着胆子说：“我觉得群众的文化生活太贫乏了，人们在这方面太饥渴了。这让外国人看起来，是不是有点过分了？”至今，我对两次使用“饥渴”这个词还记得很清楚，而且记得我的语气是有点加重的。
总理还是没说什么。
为打破沉默，我说：“江青同志也去了。”
“是吗？”总理扭头问了一句。
“是，中间休息时就走了。”
“观众真的是那样吗？”总理又问了一句。
“是！真是那样，不是夸张。”我肯定地说。
总理又是沉默，和我在沉默中走着、走着。
“唉！”我听到总理长叹了一声，看到他摇摇头，但仍然什么也没说。
总理能说什么呢？在“文革”之前，总理对文化艺术从来都十分关注、关怀，甚至是倾心关爱的。从他在白区工作时开始，就结识了许许多多文化艺术界的朋友。 建国后，他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百忙之中，倾杯顾曲，多少文学家、艺术家视他为毕生的知音、知己。他曾说过：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好 像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相辅而行。提起青年时代演戏的经历时，他发自内心的灿烂一笑，足以说明他对文化艺术是多么的酷爱，在他的心目中，艺术是多么的重 要。
可如今“天下大乱”，总理能决定的领域已经非常有限了。可以说，文化这个轮子，完全被江青一伙儿把持着。大批文艺工作者被打倒、被批斗，被关进牛棚和监 狱，“大毒草”、“破坏样板戏”的政治大帽子更是满天飞。在这种情况下，身为总理的周恩来举步维艰。他能说什么呢？我曾想过，江青如果看到音乐会结束时的 场面，她绝不会醒悟，若说对她真的有所触动，很可能又是一大批人和单位的厄运。
1974年，山东淄博京剧团排演了京剧《红嫂》，并在北京三大剧场进行了汇报演出，周总理抽空看了一场，并给予了“题材好，演得好，唱腔的创新也非常 好”的高度评价。戏里有一段非常精彩的“煮鸡汤”的唱段，据说还得到过毛主席的指点。主演红嫂的是青岛京剧团的女演员、张派传人张春秋，总理很爱看她的 戏。文化大革命中，这出戏虽然不是样板戏，但还是演得比较多，并很受群众欢迎，电视台也经常播放。
平时总理在家吃饭，赶上电视台播放京剧，也会看上一会儿。这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总理、大姐刚吃过饭，电视里正在播《红嫂》，老两口就坐在客厅电视机前边 看边聊。高振普、高云秀等也在边上陪着。我刚好要给总理送文件，一见总理在看电视，就把文件藏在了背后，不然总理看到我拿着文件，会认为有急事，电视就看 不成了。总理难得休息一会儿，一般这时，我们都尽量躲开。但这次总理已经看见我，没法躲开了，总理照样问我：“有事？”
我说：“没有急事。”我就只好留下来，也在旁边一起看。这时正放到“煮鸡汤”这一段，总理一边听，一只手还不停地在腿上打着拍子，兴致很浓。这一段演完 后，大姐突然问了我一句：“小纪，听得懂吗？觉得怎么样？”我也没多说，脱口而出：“有点软绵绵的，觉得没劲。”大姐没说话，只听总理不高兴地说了一句： “什么软绵绵的，你懂什么！”我一愣，不好意思笑了笑，赶快溜到警卫值班室去了。
高振普随后也跟了出来，笑着奚落我说：“你小子也真是的，你不知道总理特别喜欢张派唱腔，净往枪口上撞！”
“嗨，我哪里知道！”
说真话，我小时候就爱听戏，听河南豫剧，而且还能唱几句。豫剧节奏感强，铿锵有力，酣畅淋漓，剧情进展也快。我还爱听陕西的秦腔和眉户剧，特别后者我更 喜欢。对“国粹”京剧的喜爱是后来的事了。这就像我宁可吃窝头也不爱吃大米饭一样，都是从小养成的习惯。但我那天的回答，让总理不高兴。我的确不知道老人 家喜欢张派唱腔，也不知道他对《红嫂》有过那么高的评价。不然，我不会那么不识时务，说出那句“不着调儿”的话来。
但我想，总理听了我那句话，他恼的绝不仅仅只是我不懂京剧，而是对文艺战线的现状气愤和无奈；对群众文化生活的枯竭叹息和忧愁，他恼的是极左思潮给文化艺术带来的深重灾难。他一定想得更多、更深、更远……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虽然文化艺术领域仍被江青一伙把持着，总理无法像对待其他领域那样展开批判，但他仍以对国家、对人民的高度负责精神，一再强调要批判和肃清文艺战线的极左思潮。
1972年4月9日，总理利用陪同外宾到广州参观访问观看部队文艺演出的机会，对提高艺术质量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你们报幕的同志为什么不报独唱、 伴奏人员的名字？看来你们的极左思潮还没有肃清。极左思潮不肃清，艺术质量怎么提高？”“现在要提倡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百花齐放。”
这年的4月12日，总理接见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成员时，就批判出版界的极左思潮的事，指出：“现在书店里中国和外国的历史书都没有。不出历史、 地理书籍，是个大缺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都是从资产阶级或受唯心史观限制的学说中发展起来的。不讲历史，割断历史怎么行呢？”“否定一切，不一分 为二，这是极左思潮，不是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那些把书都烧了的，还不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不一分为二，就是极左思潮。”
总理是这样切盼着文化艺术的百花再度盛开，然而，上苍没有给他时间，周总理生前没有呼唤到文艺的春天！
wuhy 2007-11-21 07:00
周总理使用过的乒乓球拍和球
周总理的乒乓球缘
周总理的乒乓球缘，还要追溯到延安时期。据考证，早在上世纪４０年代初，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稳固地占据了陕北作为根据地，乒乓球运动在这时也传入这个地 方。战士们在领袖们的住地垒起几张球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便在办公之余，利用休息时间挥动球拍，调节一下疲劳的神经，活跃一下紧张的战斗生活。
总理本来就有一些打乒乓球的技术基础。１９３９年，他在延安骑马摔伤了右臂，从此以后，他便有意识地多打乒乓球，以调理和锻炼右臂功能。
“文革”时期，总理已经年过古稀，工作也更加繁忙。别的活动，诸如参加舞会、欣赏京剧等都停止了，打乒乓球就成了一种难得的休息方式。为了锻炼身体，他 还自己编了一套保健操，只要没有急事，起床后就在盥洗室做几下操，活动活动筋骨。总理在家办公时，偶尔也到院里散散步，但他最喜爱的还是打乒乓球。即使 １９７２年生病后，还时常打上一会儿，直到住进３０５医院。
西花厅不少同志——卫士、秘书、医生、护士都陪总理打过球。总理一般在三种情况下打乒乓球，每次大约二十几分钟。一是总理从外面回到家里，放松一下；二 是在办公室坐得时间太长，起来活动一下；三是大姐看到总理太累了，叫他和大家一起活跃一下气氛。我们陪他打球，无论是谁，都十分认真，而且要动一番脑筋： 不能让总理看出来我们让着他，要装出来每球必争的样子，有时还得有意识地给他出点小难题。
我在学校也打过乒乓球，扣杀、推挡、提拉都能比划几下。第一次陪总理打球很拘谨。打完球了，高振普就指点我怎样和总理打球。他多年陪总理打球，有经验。 后来我也逐渐地放松了，并有意识地把动作放大，摆出了姿势来。所以，总理夸奖我说：“小纪是打姿势球的。”我这样做，老人家很开心。
总理的右臂有伤，伸不直，在球台上不能左右兼顾，所以我们陪他打球，实际上就是给他“喂球”。球高了、低了、左了、右了，对他来说，都不太方便。我们往 往向他正手偏中的位置送球。总理是横拍、直拍轮着打。开始，总理爱用横拍，他称之为“大刀”，推挡、削球、抽球，这些技术他都会一些，最擅长的还是吊球。 总理吊球角度大，有些刁钻，猛然来那么一下，还真难接。有时我抢得先机，也吊他一下，他会不服气地说：“你还吊我？”他会猛然抽一下回敬过来。如果我们照 顾他，总给他容易的球，他会不高兴，甚至埋怨：“这球太平了！”而他一旦击球失误，丢了球，也会惋惜地说：“唉，丢了一个。”总理很会捕捉机会，如果送上 去的球恰到好处，他会有力地抽上一拍，或者大角度吊一下，让你失分，这时，他便孩子般地得意，高兴地叫起来：“哈哈，你输了！”我和总理打球时，有时穿布 鞋，木地板上鞋底很滑，有一次接总理的吊球，不慎摔了个“屁股蹲儿”，总理见状，哈哈大笑，当时大姐和在场的人也大笑起来。我虽然有点不好意思，但看到总 理开心，我也蛮开心的。为了不再出丑，我索性脱了鞋子，穿着袜子来回跑。
１９６９年在玉泉山，是我陪总理打球最多的时候。那时中苏关系紧张，全国备战，总理临时住在玉泉山，但各种会议和外事活动还是在城内进行，所以来回奔 波，有时住西花厅，有时住玉泉山。我们秘书两头都要照顾，服务员和炊事员也分两边。本来人手就少，这样分成两摊儿，就更不足了。北京有家的同志，也不能回 家了。那时路窄，从城里到玉泉山的路况也不好，走一趟大约半个多小时，最多时４０分钟。总理从城里出发，警卫就给玉泉山上的值班室打电话，一是请大师傅起 来做饭；二是告诉我们总理回来时，准备开楼的大门和准备送批的文件。每次我去开门，总理都让我陪他去乒乓球室打球。总理太累了，有两次深夜从城里回来，在 我开车门扶他下车时，他顺势把左胳膊搭在我的左肩上，我用右臂搂着他的腰部，搀扶着他，慢慢地往乒乓球房走。老人家真是没劲儿了，连支撑自己身体的力气都 很勉强。他靠在我的身上，我们一步一步地向乒乓球室走，这三十来米的距离，我们走得很慢很慢，我尽量让老人家身体的重量往我身上倾斜……当然，这也因为到 自己的家了，又是我这个西花厅最年轻的小伙子来扶他，不然，他是宁肯强打精神硬撑着，也不会这样让人搀着走的。
到了乒乓球房，他打起精神，玩了几下，驱赶了疲劳，然后又去办公室批阅文件。不是眼见亲历，谁能想到那么神采奕奕，那么风度翩翩的总理能累成这个样子，能累到这种程度！直到现在，每当我向朋友谈起这个情节，仍然无法克制自己的感情，潸然泪下。
31届世乒赛１９７１年４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我国乒乓健儿参加了这届比赛。从“文革”开始到１９７１年，我国已经两届没有参加世乒赛，男女队的技术水 平也下降了，能不能再创往日的辉煌，这是全国人民关心的问题。总理也关注着这件事。体委的每一期训练简报，他都仔细阅读，有时还作出批示。记得他在一期简 报上批道：“唐诚、赵正洪两同志并转乒乓球男女队员同志们：今晚读文件，读了以后知你们已开始准备，……你们不应有包袱，学好了，练好了就会轻装上阵。祝 你们双丰收。”乒乓球队训练的时候，为了解情况，我和国务院值班室的同志还去国家体委乒乓球训练馆看过一次。徐寅生还让许绍发给我们演示了高抛发球技术。 回来后我们简单地向总理汇报了几句。临近出国时，总理在大会堂接见了全体队员，既提出了要求，又给予了鼓励。
世乒赛开始后，总理虽然很忙，仍然每天过问比赛情况。体委送来的比赛秩序册就摆在他的办公桌上，总理不仅让我给他报比分，他自己也在册子上圈圈点点，谁 出线了，下一轮对谁，他心里都有数。有一天看比赛实况转播时，我给他讲高抛发球的技术，他特别感兴趣地听着。男子团体比赛时，前两盘都赢了，到庄则栋比赛 时先输了两局。我心想，别让总理不高兴，就没到办公室向他报告。总理觉得不对劲，怎么不来了？就摁电铃叫我，并问道：“怎么这么长时间不进来？庄则栋打得 怎么样？”
我说：“他输了两局。”
总理笑了笑，说：“前面赢了，你那么积极报告，输了你就不进来了。那有什么，两国交兵，各有胜负，不能只想赢害怕输，哪能胜了报，输了就不来了呢。”
wuhy 2007-11-22 00:11
周恩来邓颖超的结婚照
总理和大姐的一次亲吻
作为国家总理，周恩来对工作全身心地投入，但在他的心底，对邓颖超有的是一种生死相依的情感。１９６９年末的一天，大姐感冒，头痛发烧。晚上９点左右服 过安眠药以后，大姐先坐在沙发上休息，保健护士许奉生出去倒洗漱水，告诉大姐，等自己回来后，再扶她上床。没等小许回来，大姐便自己向床边走去。哪知药力 发作快，她走到床边时，险些跌倒。幸亏小许回来得及时，忙把大姐抱住，搀扶她坐到床边，同时按电铃叫服务员高云秀来帮忙。这时大姐已进入昏睡状态，身体瘫 软，小许数着她的脉搏正常。高云秀来了仍不放心，便急匆匆跑去叫大夫。
当时总理正在客厅吃饭，看见高云秀从他面前跑过，立即扔下筷子快步奔向大姐的卧室，三步并作两步冲到大姐床边。一见大姐“昏迷不醒”，情急之中，总理俯 身挽住大姐的上身，连声疾呼：“小超！小超！小超啊！”呼声撼动人心，催人泪下，感人至深。那是恩爱夫妻情真意笃、相濡以沫几十年，生怕离自己而去的一声 深情而急切的呼唤！这件事，我并没有在场，事后才听说。当时，我就被深深地感动了。
我有幸看到过总理和大姐亲吻的场面，也是唯一的一次“亲吻”。
１９６９年９月３日，越南共和国主席胡志明逝世。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决定，由周总理率代表团前往吊唁。周总理和胡志明私交很深，而且我们得知，苏联派部长 会议主席柯西金率团前往，所以我国由总理率团前去吊唁，从各方面考虑，都是合适的。当时越美战争仍在继续，美国飞机经常在越南上空轰炸，大家都为总理的安 全担忧。毛主席对总理的安全也非常关心，总理平安返回北京后，王海容给我们打电话说，毛主席得知总理安全返京，老人家让王海容、唐闻生与他一起向南三鞠 躬，以示祝贺。
邓大姐的担心更是可想而知，但她仍表现出惊人的平静。得知总理的专机已进入我国领空，并安全降落在首都机场时，她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那天我们所有 在家的人都聚集在客厅迎接总理归来。总理一进门，大姐就急匆匆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快步上前，边走边说道：“哎呀，老头子，你可回来了！你得亲我一下，我在 电视上看到你在越南亲吻了那么多漂亮的女孩子，你得同我拥抱，同我亲吻。”大姐的话，让我这个年轻人顿时目瞪口呆。
总理“哈哈”地笑着，他把大姐揽到怀里，两人温柔而又有风度地紧紧拥抱在一起，总理深深地在大姐的脸上吻了一下。那么自然，那么亲热，那么旁若无人。不 记得看到这个情景的我们，当时是否鼓了掌，反正大家为总理平安归来而欣喜，对大姐以这种方式迎接总理既感到惊奇，又兴高采烈。
周总理曾经说过，邓大姐对他的爱是“热情和理智交织着”。我想，正是总理和大姐一起用热情和理智交织着他们的爱，他们的爱情才能如此深沉、浓郁和真挚。这才是他们终生挚爱的真谛——真正理解的爱和对爱的真正理解。
热情是爱的奔流，理智是爱的升华。
１９７２年深秋的一个晚上，周总理和国务院的几位领导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李德生、余秋里、谷牧等人在国务院会议厅听取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情况汇 报。会后，和往常一样，只要总理不离开，几位领导都陪他再坐一会儿，有时说说国务院的工作，有时随意地闲聊一会儿。这次大家说笑着，又回到计划生育的话题 上去了。说着说着，总理突然问在场的几位领导：“你们知道吗？我和邓大姐也有一个亲生的儿子！”没等大家回答，总理接着说道：“１９２７年，‘四一二’反 革命政变，蒋介石叛变革命，大量逮捕、屠杀共产党人，我和许多共产党人被通缉。当时，邓大姐在广州，正好临产，因为孩子太重，有９斤多。”总理说着，还比 画了一下：“有这么大！结果三天三夜没生下来，当时的技术还没法进行剖腹产，只能用手术钳协助，因为用力太大了，孩子的头部受到严重损伤，没有活下来，夭 折了。我也没有看到一眼。”说到这儿，总理脸上充满了凝重和伤感。我看到总理的眼睛有些湿润，闪闪的好像有泪光。
会场静极了，每个人都静静地听着，每个人都很感动。过了一会儿，大家看总理不想再说什么了，担心他过度伤悲，先念同志站起来对总理说：“总理，今天不早了，您休息吧。”
“好，休息！”总理答应着，起身往西花厅走去，他的心情已经恢复了平静，大家分头散去，谁也没对总理再说什么。这个时候，不论说什么，都会给总理增加痛苦，增加悲伤。
后来，我才知道，邓大姐那次生产后，由于斗争环境日益险恶，在身体尚未恢复的情况下，辗转到了上海。一路颠簸，风雨兼程，产后的身体受到极度损害，从此失去了生育能力。
周总理爱孩子，也希望有自己的亲生儿女，据说他和邓大姐婚后不久，就因为孩子问题对邓大姐发过火。
两人结婚不到两个月，邓大姐发现自己怀孕了。这个自己和周恩来孕育的第一个小生命，给２１岁的邓颖超带来的不是兴奋和甜蜜，而是担心和慌乱。她到广州还 不久，又刚刚入党，工作尚未完全打开局面；周恩来则整日奔忙，根本无暇顾及自己的小家庭。左思右想，邓颖超打定主意：把革命和事业放在第一位，决不能被孩 子拖累。于是，她自作主张，上街买了点药，把孩子打掉了。一个小生命就这样在未成形中，被妈妈为了革命的决心扼杀了。
向来有主见的邓颖超这次太轻率了。当她与分别一个多月的周恩来再次见面的时候，才小心翼翼地把自己怀孕和偷偷打胎的经过告诉了丈夫。在她的眼里，他一直是温柔、随和的。相识６年来，从未见他发过火。这一次，她总算见识了。
从不轻易发火的周恩来这次对妻子勃然大怒。指责道：“你怎么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完全对立起来？孩子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他属于国家，属于社会。你有什么 权力把他随便扼杀，糟蹋自己的身体？这完全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嘛！身体是革命的资本，不专属于你自己，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必要时，我们随时准备为革命流 血牺牲，可是绝不允许随随便便糟蹋自己的身体。你要怎么处理，也该来信和我商量一下，怎么竟自作主张，这样轻率！”
邓颖超只好耐着性子听着，不住地道歉。直到周恩来一通火发完，她才轻声说：“我知道错了，是我轻率、幼稚，还不行吗？”
周恩来不再说话了，他的气慢慢消了。
很多人对我说过，周总理要有自己的亲生儿女就好啦。特别是“文革”的年代里，在总理心情不好的时候，在他累得精疲力竭的时候，在他忍辱受屈的时候……能 有个儿女，特别是孙子辈的孩子们为他解解闷儿，开开心，在他跟前撒一撒娇，耍一耍“赖”，让他看一看儿孙满堂的家，享受一下子孙绕膝的天伦之乐，那该多 好！
总理说的这件孩子的事，我曾问过在西花厅工作过的同志，他们告诉我只听邓大姐讲过。大姐讲这件事的时候，我也听过。为了弄清总理过去是否还讲过这件事，２００５年初，我又问了总理的大侄女周秉德，她也说：“从伯伯嘴里说出来，还从没有听说过。”
我品味着那句“我也有过一个亲生儿子”。是啊，总理没有看到他亲生的儿子，不曾拥有孩子喊“爸爸”时的那种甜美和骄傲。他的话透出了内心的遗憾和伤感。 可是，从这句遗憾和伤感的话语中，我看到了总理作为普通人的亲情，这种亲情同他作为一位伟人，对国家、对人民的深情是相通的，是同样的真实和真挚的。这种 亲情和真情融会为“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的那种博大、宏深彼此割舍不断的爱恋，这才是宝贵的人间大爱，一切皆源于这种大爱。
wuhy 2007-11-23 09:30
周总理阅批过的文件手迹
从不吸烟的周总理，要了一支烟
周总理不抽烟，但也不反对别人抽烟，不介意别人在他面前抽烟。
总理不抽烟，得益于在天津南开学校接受的教育。
天津南开学校是一所按照西方教学理念教书育人的新式学校。在上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中国教育界，天津南开学校是很有名气的。学校规定：南开的学生都不能抽 烟。可是，校长张伯苓抽烟。于是，周恩来等学生联名给校长提意见：“你不让我们吸烟，可你身为校长，为什么带头抽烟呢？”张伯苓当场把烟掐灭，说：“以后 我如果改不了，就不配管教你们了！从现在开始，我们互相监督！”从此，张伯苓彻底戒烟。从南开学校出来的学生，据说也基本上是不抽烟的。
总理虽然不抽烟，每次开会或者和别人在一起时，他并不禁止别人抽烟。当年国务院的领导，李先念副总理抽雪茄，纪登奎副总理烟瘾也不小，开会时，他们为了 照顾总理，都很少抽烟。独臂将军余秋里副总理烟瘾大，他实在熬不住时，就点上一支，离开自己的位置，尽量离总理远一点去抽。别看余秋里是独臂，但他点烟， 一般都不用打火机，而是划火柴。他划火柴的利索劲儿令人惊叹。穿长袖衣服时，用左胳臂留下的那短短的一截小臂夹住火柴盒，右手轻轻一划，火柴就着了。天热 的时候，他爱光脚穿布鞋。有时盘腿坐在椅子上，把火柴盒夹在大脚趾和二脚趾之间，右手拿着火柴，“噌”的一下，火柴就划着了，动作非常娴熟。他从火柴盒里 抽火柴也从不用别人帮忙，熟练得很。时间一长，我们和他熟了，国务院开会时，他就常到我们工作人员坐的那排位置，盘腿坐在椅子上抽一根。我专门观察过他划 火柴，有时，他还逗我们说：“怎么样，这动作，你们做不来吧？”
西花厅工作人员里，秘书抽烟的少。卫士张树迎是老烟民了。我觉得张树迎之所以烟瘾大，大概和他每隔一天都要熬一次夜有关系。他年纪也大一些，胃也不太 好，我见过他一边捂着胃部，一边抽烟的情景。有一次，我从总理办公室出来，总理坐的时间长了，也跟在我身后往院里走。我一推门，看到张树迎正在走廊抽烟。 他看见总理在我身后，眼疾手快地把烟在背后掐灭了，但这个动作还是被总理看到了，况且那烟气还没有散尽哩。总理笑着说：“老张，我可不反对你抽烟啊！天这 么凉，你怎么在外面抽呢？”张树迎也笑了，对总理说：“是，我知道。”说着，两个人就一起到院里散步去了。
我到现在一直不抽烟，也得益于总理身边的这个工作环境。我来西花厅没几天，老秘书就告诉我总理不抽烟，我也看不到秘书抽烟。本来我在连队做指导员工作 时，晚上熬夜多，已经买了一盒“香山”牌香烟准备着，还没等开包，就接到杨德中政委找我谈话的通知，那盒烟也就“作废”了。我想如果我继续在部队工作的 话，我可能早就成为“烟民”或“烟鬼”了。
１９７３年５月３１日，总理陪同外宾到西郊首都体育馆观看体育表演。车子快到动物园时，我问总理：“总理，今天是世界禁烟日，可世界各国和我们还生产那 么多香烟，为了提高烟的质量还要进口烟叶，这不是矛盾吗？”总理也想起了这个日子，“对，今天是禁烟日。”他接着说：“这个问题，你就不懂了吧。全世界、 全中国抽烟的人不少啊，这种习惯的养成不是一两天的事，禁烟也不是短期行为。所以既要宣传吸烟的危害性，提倡不吸烟，少抽烟，但又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去 禁烟，要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靠自己去改掉影响身体健康的这种习惯。国家对烟草的生产实行控制，对烟草的销售实行专卖，还要加强税收。烟草的税收是很高 的。生产烟草的厂家，要给国家纳税，那么谁抽烟，也等于给国家纳税。”
总理不抽烟，但据说文化大革命中，他在人民大会堂曾经要过两次烟。
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１２日，夜已经很深了，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罗马尼亚外贸部长。总理破例要了一支烟，并对罗马尼亚外贸部长说：“我困得不得了，只好抽烟。即使我不跟你谈话，我也不能睡觉，还要做别的事情。”这是总理为了提神要的一支烟。
１９７３年１１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来访，周总理与基辛格举行了会谈。这样的会谈，总理都是按照事前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确定的方针和几经修改的方案进行发 言的，没有越雷池一步。但由于参与会谈的有关人员认为：周总理在会谈中说错了话，右了。毛主席误信了有关人员的这种反映。于是提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 评周总理和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的所谓右倾错误。在这次会议上，当受到江青等一伙人猖狂攻击和一些同志无端的激烈批评时，总理向坐在他身边的一位同志要了一 支烟。他接过烟，却不点燃，只是捏在手里，不停地揉捻，直到把那支烟捻得粉碎。从不吸烟的周总理，要了这一支烟，他内心的郁闷和愤怒一定已经达到了极点。 但他强忍着，把所有的郁闷和愤怒都像那支烟一样，捻得粉碎……
我上学的时候，写一个字，多一“点”、少一“点”，老师多次纠正都不在乎；后来写作文，有一两个错别字，也不以为然。这里要讲述的，却是两位伟人——毛泽东、周恩来给我改错别字的事情。
１９６８年国庆节前，我接到一个电话，向总理汇报国庆节准备工作情况。我很快整理好电话记录。由于我刚到总理身边工作不久，还没有正式值班，电话记录就 由张作文送总理阅批。总理看完后，让张作文转告我说：“告诉小纪，国庆节的‘庆’字，他在‘大’字的右上角多写了一‘点’，今后要注意。”听了张作文的转 告，我心里很不安。自己刚到总理身边不久，怎么就出了多一个“点”的洋相？让周总理给我改这个错字，我感到非常不光彩。
还有一个“别”字，是毛主席给我改的。
记不清是哪一天的上午，当时非洲一个国家的元首遇刺受伤，外交部研究要以周总理的名义发一封慰问电，以示友好和关切。正常情况下，这类事情外交部都有正 式报告送总理审批，但这次情况紧急，为了争取时间，外交部工作人员在电话中向我们念了慰问电稿的内容，让我们以“电话记录”的形式送总理审批。“慰问电” 字数不多，最后一句是“祝早日康复”。我急忙写好送批。
总理当时正在办公室，阅批后，嘱我立即送毛主席审阅。我立即挂上“特急件”的红条，送毛主席办公室。
时间不长，外交部王海容同志从毛主席住处打来电话：“纪东同志，你刚才送来的那份慰问电稿，毛主席已经圈阅了。‘康复’的‘复’字你写成‘幸福’的‘福’了，毛主席给改过来了。”
天哪！天大的笑话，捅到“天”上去了！竟让毛主席给我改了“别”字！
这个字，还居然逃过了总理的眼睛，我更觉得无地自容。
两个字，写错一个，写别一个；一个惊动了周总理，一个惊动了毛主席。
“庆”字多一点是上学时养成的毛病。语文老师讲评作文时，曾多次因这个字和其他错别字批评我书写不规范，乱“造”字的毛病。我并不太在乎，没有上心，反 而以老师把我的作文作为全年级范文宣读而沾沾自喜。习惯成自然，自然变恶习。到这时，不知不觉在“庆”字上又表现出来。
“复”字写成“福”字，音同字不同，是别字，也叫白字，是粗心。这是不入脑，想当然，没弄清“康复”与“祝福”的差异。这种粗心也不是一两天养成的。我的性格里有“急躁”的缺点，事多、心急，容易粗心。粗心是出不了细活的。
以后动笔时，我便有意识地静下心来，防止再出现错别字。主观上有了防范意识，效果就不一样了。知道了缺点和毛病，经常警醒自己，总是会有效果的。自然，也就没有再闹过这种笑话。
几十年过去了，每当说起这两件事的时候，总会有朋友替我高兴，有两位伟人曾给我改过错别字，实在是太荣幸了。
是啊！作为历史的回忆，我很荣幸。但就这两件事来讲，我内心更多的却是愧疚。这种愧疚，品尝起来，是挺苦涩的。
wuhy 2007-11-24 08:13
“文革”中的周总理
“您是中华民族之大幸”
一天，我们收到江青给总理的一封信。我给总理送去后他示意我拆开。江青在信中说：她写了一首诗，请总理修改。诗的内容是：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总理看了信，拿起一张32开的白纸摊在办公桌上。我看得出，总理脸上有一种不耐烦的神色。一般情况下，总理批阅文件时，我们要在他旁边等一下，等他批阅完几件，一起拿走办理。但此时，我看总理有些不高兴，就想撤出来。他看我往后退，就说：“等一会儿。”
我只好回来，站在他旁边。总理嘴里念一个字，在纸上画一下，第一句念完了，他画出了“－｜－－｜”，第二句又念完了，他画出“｜－｜｜－”。我边听边看他画出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的五绝的音律。
第二句画完，他有点烦了。蹙着眉头说：“这不符合四声嘛。连平仄都不懂还做什么诗！给你，你拿去看看，研究研究，改一改！”说着，没容我答话，连信封一起递给了我。
我心里有些紧张，但只好接住，苦笑着说：“总理，我是河南人，四声不准，平仄不懂，我可改不了。”
总理笑了：“哦，给你先看看，就放在你那里吧。”说完，他就忙着批其他文件去了。
我理解总理，他把江青的诗交给我改，是对江青用这事来干扰他的工作表示一种不满，并不是让我真正去改她的诗。
不久，江青的诗发表了，并配有庐山的照片。
总理却再也没有同我提起过这件事。
江青等人在工作中，经常找总理的茬儿，并拿一些不相干的事情对总理进行干扰。她看过的影片、听过的乐曲、甚至于拍摄的一些照片，都送总理审看，就连样板 戏团每月、每季度的演出计划、总结，哪个团调一个演员、乐队演奏员这样具体的事，都让总理批示、过问，而且让秘书或她当面催促总理快批。总理哪能把她送的 文件都带着，有时回来就让我们找出来，一圈了之。
1974年4月的一天下午三四点钟，总理正在家里输血，我接到王洪文秘书的电话，说江青同志晚上有事，让总理尽快确定晚上政治局会议的时间。以往，接到 这样的电话，我们当即报告总理也就是了，可是今天总理正在输血，怎么能再去干扰呢。王洪文作为中央副主席，总理做这样的治疗他是知道的，为什么还要这样催 逼？我和钱嘉东商量后，决定先向邓大姐报告。大姐听后，让我给王洪文秘书回电话：总理正在进行输血治疗，最多还有半个来小时就可结束，等输血完毕，立即就 报告。
不一会儿，王洪文的秘书又来电话：江青同志晚上要安排活动，必须尽早确定晚上召开政治局会议的时间，洪文同志仍让马上报告总理。我们又和大姐商量，最后决定由我写一个小条，从总理卧室的门缝里塞进去，请在屋里参与治疗的保健医生张佐良相机而行。
张佐良看到我写的纸条，他也知道，在这个时候递进纸条来，不可能是我一个人所能决定的。一定是和大姐商量了，觉得顶不住了，才会采取这种特殊的办法。这 样的事是不敢怠慢的，就报告了总理。总理一听就火了，立即中断治疗，到办公室给王洪文打电话，确定了晚上政治局会议的时间。
江青等人在工作和总理治疗上的百般干扰，和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政治目的是相一致的。据说，当他们知道总理病情不断恶化时，笑逐颜开，举杯相庆。江青在向总理遗体告别时，不恭不敬，不脱帽子，心不在焉，东张西望的拙劣表演也激起了人民更大的愤怒！
周总理把功绩、贡献和荣誉从来都是记在他人账上，记在毛主席账上，记在党和人民的账上。他为自己记住的只是缺点、错误、责任和未竟的事业。
1970年，中央军委将一份《红军长征路线校绘示意图》送总理审阅。那段时间总理很忙，来不及批阅。地图一直在他办公桌上放着。
一天，总理的情绪很好，急件也不多，我便想到了那份地图。于是拿出来试探着问：“总理，这份《红军长征路线校绘示意图》送来有一段时间了，今天是不是看一看，审批一下？”
总理爽快地回答：“好吧。”
这套图有好几张，总理逐一翻看着，我在旁边帮他伸展着地图。当看到四渡赤水河示意图时，总理对我说：“你来，我给你讲讲四渡赤水，你们年轻人对这段历史 应该清楚。”说着，总理伸手指着图上的箭头，充满深情地给我讲述了红军四次渡过赤水河的地点、路线和战斗情况。从哪一天开始渡河，当时是如何组织的，取得 了什么样的战果，讲得绘声绘色，老人家脸上充满了快乐的光彩。
我认真地听着，总理的话仿佛把我带到了那个炮火硝烟的年代。
总理问我：“你觉得《长征组歌》里，哪一句词写得最精彩？”
我对《长征组歌》中几首歌的词曲还是熟悉的，也能唱几段。面对总理考问的眼神，我反应很快：“是不是那句‘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对！是这句。这句词写得非常精彩！”总理一边看着地图，一边继续说：“赤水河战斗，我们甩掉了敌人，把蒋介石和他的部队搞得晕头转向，找不准我们的真 正去路。等他们清醒过来时，我们已经赶了几天的路程，把敌人远远地甩在后面了。四渡赤水是毛主席军事指挥艺术成熟的一个标志，也是遵义会议后打的第一个大 胜仗。红军由此变被动为主动，取得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事实证明，有毛主席的指挥，才能打胜仗。”
我知道遵义会议后，总理还是“军事三人小组”的成员，而且是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便问道：“总理，当时您也是军委副主席，这几次战斗，您都直接指挥了吧？”
总理笑了笑说：“不能这样讲。我只是一个助手，协助毛主席做一些具体工作，胜仗还是靠毛主席指挥的。”总理说到这里，又继续看地图，沉浸在对昔日战斗的回忆之中。
1971年9月13日，林彪折戟沉沙，葬身荒漠之后，中共中央下发57号文件，通报林彪叛国的事实经过，按照先党内后党外的顺序进行传达。中央确定由周总理召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其他知名人士在大会堂安徽厅作传达。到会的近200人。
中国共产党内出了这样的事，总是不太光彩的。总理那天显得格外严肃、谨慎。到会的大多是与共产党荣辱与共几十年的老朋友，他们见到总理非常激动，但大家都安稳地坐在各自的位子上，没有随便走动的。总理宣读完57号文件，又向大家讲了一下有关的问题，就散会了。
会后，乘坐汽车来的人，都要到地下室上车。我随总理到地下室的车库，准备坐车回西花厅。在车库，刚好碰到民盟中央副主席胡愈之先生。老人家看到总理，激 动不已，把手杖挂在小臂上，双手抱拳向总理恭敬问候，又行鞠躬礼，然后双手握着总理的手说：“总理，您是中国的栋梁，您是中华民族之大幸，您是咱们中国人 民的功臣！”
这时，到地下室乘车的许多老先生们都围拢了过来。看得出，大部分人都是与总理久违的老朋友，大家都像胡先生那样赞颂总理，有的人眼里涌出了泪花。
总理安慰着他们，让他们一定保重，并坦诚亲切地说：“对我个人，大家千万不能那样讲，我只是毛主席的助手，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做些具体工作，尽我的职责。即使这样，我的工作仍然没有做好……”
大家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登车而去，许多人不时回过头来向总理招手。总理站在寒风中，看着他们一个个离开，才上车回家。
这就是周总理的品格！有人说，许多人是从周总理身上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我相信这是有道理的。
（《难忘的八年》一书作者纪东将军与读者见面会，11月24日上午10时30分在天津图书大厦举行）
wuhy 2007-11-25 23:58
九届二中全会上表情严峻的周总理
我经历的“九一三”事件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毛泽 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在那惊心动魄的时刻，我们亲眼目睹了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几天几夜没有休息，经过大量具体而富有成效的工作， 机智、果断地处理了这一事件，避免了党和国家的分裂，稳住了局面。
当时周总理只是政治局常委，在军队又没有职务，但他以国家利益为重，以党的大局为先，毫不犹豫地担当起处置毛主席的接班人、党的副主席林彪叛逃事件的责 任。周总理驾驭全局，指挥若定；把握时机，周密部署；选将用人，调遣自如；分化瓦解，以静制动；号令所至，所向披靡。他指挥全军，动员全党，部署全国，注 视国际，起到了砥柱中流的作用，充分地显示了他在骤然突变的形势下，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所具有的冷静而果决的远瞻能力、洞察能力、判断能力和 决策能力，以及他在全党全军的崇高威望。这是周总理在特殊历史时期，特殊的国际国内背景下，在特殊的突发事件中，作出的特殊贡献。
关于“九一三”事件的材料和书籍真是太多了，我用力去读，也仅仅看了一部分。我觉得有必要把自己亲身经历的几点情况记叙下来，以作补充。
1971年9月12日15时，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有关人员参加的会议，研究修改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21时20分左右，接到8341部队在 北戴河负责林彪警卫的领导的电话报告，说林彪的女儿林立衡讲：“林彪要出走，到哪里去也不知道。情况很紧急。”过了一会儿，又接到报告说：“林彪的儿子林 立果乘专机从北京来，这架飞机就停在山海关机场。”
这时，会议无法进行下去了，总理开始关注北戴河的事情，查问北京飞去的这架专机的具体情况。8341部队的领导很快回电话说，已经查问了山海关机场，的确有一架专机，机组人员正在休息。山海关机场隶属海军管辖，总理马上向政治局委员、海军政委李作鹏查问。
李作鹏了解情况之后，把电话打到了西花厅秘书的值班室，这个电话是我接的。李作鹏说：“请报告总理，他查问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在山海关机场。”我立即通过39局电话总机找跟随总理去大会堂的卫士张树迎，结果接电话的是总理。他问我：“什么事？”
我报告说：“刚才李作鹏同志来电话，说您查问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在山海关机场。”
“知道了。”总理只说了三个字，便放下了电话。我从电话中没有觉察到总理的声音、情绪与以往有什么不同，但意识到总理没有在会场，而是守在电话机旁边，这是很反常的。
总理知道李作鹏报告的情况后，即打电话问叶群：“是不是调飞机到山海关机场了？”
叶群说：“没有。”
“九一三”事件后，我听总理讲过，林彪是副主席，调一架飞机是不用谁来批准的，问题是叶群不承认调动了，这就引起了总理的警觉。
１３日凌晨４时多，钱嘉东把我从熟睡中叫起来，说接到北京卫戍区的报告，有一架直升机在怀柔沙峪迫降，被民兵包围起来，并说已经报告总理。后来证实，林彪的大量罪证材料，包括林彪的手令，都是从这架直升机上缴获的。
这时我俩心里犯起了嘀咕。我们分析：一是总理在大会堂开会，一夜未回，研究四届人大的报告不至于这么长时间呀；再有，总理查问“256”号三叉戟飞机的 事情，这架直升机的迫降情况，都很异常，但我们想不到这两件事之间会有什么联系；三是我们各自回想了一下最近看到的国内外的有关信息，也没有发觉有什么异 常现象。分析来，琢磨去，没有想出什么结果来。
天大亮了，我已经没有睡意，和钱嘉东一起等总理回来。
大约7时半的时候，忽然办公桌上的军委一号台响了，钱嘉东拿起了电话，是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打来的。丁盛让我们报告总理：“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听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
听了这个电话，我们更觉得不对劲儿了，少了点什么内容：丁盛怎么没提到那位副统帅呢？但我们不敢多想，更不敢耽误，立即电话报告了总理。不一会儿，张树迎来电话，总理让我带上丁盛的电话记录，立即到大会堂去。
钱嘉东和我已经确切意识到有紧急重大的事情发生了，但我们仍不明白究竟是什么事情。我到大会堂后，直奔总理所在的东大厅东侧北端的小厅。总理正在打电话，我把丁盛的电话记录递上去，他认真仔细地看了一遍，对我说：“你不要回去了，从现在开始，你跟着我处理事情。”
总理说得很自然，和平时一样，但看得出他很累，后来知道他一夜没睡。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总理什么也没对我说。
于是，我在大会堂和张树迎、高振普，保健医生张佐良一起跟着总理，钱嘉东在西花厅值班。这时，倒是张树迎提醒我说：“不要给家里（西花厅）打电话。总理召见人，你在他身边时，机灵一点。”他也没给我明示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仔细观察了大会堂的动静。北门不断有人进出，政治局成员除了被总理派出办事的人之外，其他的委员这时都集中在大会堂。大会堂的工作人员明显比以往多得 多，但谁也不多说话，见面只相互点头打个招呼。我们也不问，已经养成了习惯，不主动打听事情。整个大会堂北半部分都比以往显得紧张、沉闷。
总理还在不停地打电话。我把总理电话的内容和丁盛的电话联系起来，才知道是林彪坐飞机外逃了。但他外逃的意图是什么，逃到哪里去了，现在情况怎么样，谁也不清楚。
九届二中全会后，我看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的检讨，也知道林彪死顶着不检讨，但说什么也没想到林彪这位党的副主席、毛主席的接班人会跑去国外。
我是9月13日8时左右到人民大会堂的，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是13日凌晨1时50分从中蒙边界44号界桩上空消失的，已经六个多小时了。谁能想到，在 北戴河竟然发生这样一件让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我才知道，12日午后，毛泽东南巡北返，专列一路不停回到北京，林彪一伙的阴谋计划被打乱了。接着，周总理 查问“256”号三叉戟飞机，林彪等人感觉阴谋已经败露，于是放弃南去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决心向北外逃。
周总理曾通过空军调度指挥员直接向“256”号飞机呼叫：“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飞机上的机器开着，却拒不回答，继续北飞。
当“256”号三叉戟飞机飞出国界之前，吴法宪请示总理是否拦截林彪的座机。总理请示毛主席。毛主席表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李德生向总理请示处置办法时，总理转达了毛主席的意见。
仁至义尽的毛泽东、周恩来呼唤不回铁心外逃的林彪。“256”号三叉戟飞机飞出国界后，周总理用力地按下手中的话筒，气愤地说出两个字：“叛徒！”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紧急会议，宣布了林彪叛逃的事件，研究部署了各种应变措施。
posted by A13519 at 8:21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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