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印象记 ――回忆邓小平1985年与穆加贝的一次谈话
作者简介：张维为，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
兼任教授。八十年代中期曾担任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英文翻译。
邓小平印象记 ――回忆邓小平1985年与穆加贝的一次谈话
张维为
(一)
我是一九八三年八月末的一天到外交部翻译室报到的。当时翻译室主任叫过家鼎
，五十开外，个子不高，面容清瘦，大家都管他叫“老过”。他是一个视翻译质
量为生命的人，也是外交部里一个难得的性情中人。他见到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看过女排比赛吗？”当时中国女排在国际大赛中连连获胜，举国上下为之欢
腾。“女排是排球的国家队，我们这里就是翻译的国家队”，带着一种挑战的眼
神，老过对我说了这番话。“我们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老过说
，“总书记啊，总理、副总理啊，还有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我对官衔不甚
敏感，但听了这番介绍，还是振作了一下。老过呷了一口茶，“当然，还有邓”
。话似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但我感到了这是老过的压轴词。沉默了片刻，他提
高了声音：“要下苦功，努力提高政治和业务水平，拓宽知识面，好好干”。
我第一次直接给邓小平做英文口译，是我进翻译室工作两年之后的1985年8月28日
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罗伯特·穆加贝。20多年过
去了，回忆这段往事，至今还历历在目。
(二)
1985 年8月28日，天气炎热。我随礼宾司副司长吴明廉等外交部工作人员于上午
9点10分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福建厅是一个历史沉淀颇深的地方。1971年9 月
12日，周恩来总理曾在这里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指挥处理林彪叛逃这一突发事
件。整个80年代，邓小平会见外宾几乎都在这个大厅里进行。2005年4月 29日，
胡锦涛总书记也是在这里会见了国民党主席连战一行，实现了历史性的国共和解
。这天，福建厅正面墙上挂着《武夷之春》日光岩巨画，一派浓浓的八闽风情，
宾主沙发中间的茶几上，放着绽开的郁金香，像是画龙点睛，使得偌大的会议厅
获得了一种灵气。
邓小平的生日是8月22日，所以那天正好是邓小平刚度过了八十一岁生日之后不久
。上午9点40分，邓小平穿着一套浅灰色的中山装，走进了福建厅。邓刚从北戴河
避暑回来不久，避暑期间他天天下海游泳，所以脸晒得黝黑。邓走路平稳，身板
笔直，看上去像六十开外，而不是八十一岁高寿。他小小的个子，却一下子吸引
了大厅内所有人的目光。
邓先与吴学谦外长握手，然后与在场的中方人员一一握手。与我握手时，吴外长
介绍：“这是英文翻译小张”。我觉得邓的手很软。我和邓的目光也有一个短暂
的交集，邓的目光相当平和。他问我，“哪里人？”，我说，“上海”。邓停驻
了一下，好像“上海”这两个字给他带来某些特殊的记忆。“知道霞飞路吗？”
邓问我，目光中似乎带着一点对往事回忆。我略微停顿了一下，然后说，“是淮
海路吧”。邓微笑点头。
霞飞路是上海淮海路在法租界时的路名，也是整个法租界乃至整个上海最有名的
商业街。我小时候家里住的地方离淮海路不远，经常听到街坊的老人提及霞飞路
。邓二十四、五岁的时候，曾在上海做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可谓出生入死。当时中共领导人之间都是单线联系，而作为秘书长，他则要把
所有中央机关领导人的地址和电话都记在脑子里。据他本人后来回忆，他一生中
两次最大的历险都在上海。一次是“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
前门巡捕就进来，罗亦农被捕。我出门后看见前门特科，一个扮成擦鞋子的，用
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还有一次，巡捕得知周
恩来、邓小平在一起的住处，要来搜查， “在家里的同志得到情报赶紧搬家了，
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
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面，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
有出事故。”
邓的第一次婚姻也是在上海，妻子张锡瑗是他过去在莫斯科学习时的同学，也是
地下党的战友。但不幸的是，张锡瑗因难产在上海去世。邓当时正在上海向中央
汇报他在广西领导起义的工作，竟来不及亲手掩埋妻子的尸体，就匆匆赶回广西
了。 直到1949年解放，邓小平进城后找到了张锡瑗的墓地，把她的遗骨重新装入
小棺，迁入龙华公墓。邓小平也和常人一样，对自己年轻时呆过的地方留有刻骨
铭心的记忆。恐怕晚年的邓喜欢到上海过春节也和这段特殊的人生经历有关。
我也多次去过邓小平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逗留过的地方，如巴黎的意大利广场
、里昂的索恩河西岸。我想，邓小平之所以能领导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一
定与他早年在巴黎、里昂、上海这些大都市闯荡过有关。一个从16岁到26岁的年
轻人，在自己思想走向成熟的年代里，闯荡在国际大都市。当时的邓可谓一贫如
洗，大城市的浮华势利一定给他带来过许多不愉快的经历和回忆，但城市体现的
毕竟是另外一种文明。我总觉得邓小平是那一代的中共领导人中为数不多的怀有
某种“城市情怀”的人。如果说现代化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由农村文明向城市文
明过渡的话，那么邓小平年轻时的城市经历使他与众不同，使他获得了成为中国
现代化事业杰出领导人的一些难得素质。
邓在沙发上坐下后，对我说了一句话。他用手指着自己的右耳对我说，“我听力
不好。翻译的时候，声音能不能大一点？”他商量的口吻显示了对一个普通工作
人员的尊重，也显示他为人的涵养。邓是个有尊严、有气度，但没有架子的长者
。我轻轻地向他点点头，同时把面前的话筒调到一个更为合适的角度。
邓的目光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有不少外交部的年轻人，“这么多年轻人，好”
，邓一口抑扬顿挫的四川话对吴外长说。邓讲话声音底气很足，声音很响，好像
不用话筒都可以传很远，这说明他身体尚好。但也可能与他耳背有关系。听力不
好的人，讲话声音往往都比较响。
大会堂的女服务员给每人都递上一块热毛巾。邓小平用双手把热毛巾打开，擦了
一下脸，然后再把毛巾对折，擦了一下额头，再放回碟子。他从茶几上拿起火柴
，划了两下，点燃了他的特制熊猫牌香烟。邓轻轻地吐了一口烟，淡淡的一缕白
烟徐徐上升，绕过他整齐乌黑的头发，从我眼前慢慢晃过，又转了几圈，消失在
福建厅偌大的空间里，这使我想起了不久前亲历的另外一段插曲。
这一年5月，我参与接待了访华的丹麦前首相保罗 ·哈特林。吴学谦外长在钓鱼
台宴请他。话题不知怎的转到了邓小平吸烟上。哈特林说：1974年10月，他以首
相的身份访华，见了邓小平。邓一坐下就拿着自己的熊猫烟，问他是否抽烟，他
说不抽。但哈特林夫人此时主动插话：“我丈夫虽然不抽烟，但他喝酒”，邓听
了大笑，说，“我是两个都做，烟也抽，酒也喝，但身体好像还可以”。哈特林
很认真地对吴外长说：“我今天还记得邓小平讲这番话时那种得意洋洋的表情”
。吴外长一边笑，一边进一步发挥，追问哈特林：“你知道邓主任为什么这么自
豪吗？”哈特林摇头。吴说，“告诉你一个机密：我们有个说法，只抽烟不喝酒
，只是一般的爱国，既抽烟又喝酒，是真正地爱国，因为国家烟酒征税征得最高
”，宾主大笑。
(三)
吴外长和周觉部长助理开始给邓汇报。我是第一次见到部长给邓小平汇报，吴和
周两人在邓面前没有拘束，双方有问有答，非常自然。因为邓听力不好，他们有
些话得讲两遍。邓问吴外长，穆加贝是不结盟运动主席吗？吴说，不是，现在还
是印度。邓说：“对，对，我搞错了”。从我今天的观察来看，邓是个人，不是
神，他听别人的介绍，并简要地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如果他搞错了，就说“我搞
错了”。邓对吴外长说，“外交部送来的材料我已经看了”。邓当时每天工作两
个小时左右，一般都安排在上午，外交部送给邓的材料是浓缩了的大字本。邓问
吴外长：“我上次见他是1981年？”吴说：“对”。邓说：“那次见面，他有点
牢骚”。1981年那次访问时，性格倔强的穆加贝当着邓小平的面表示不能理解中
国对毛泽东采取的态度，对文革遭到否定也颇有微词。邓对他做了详尽的解释，
中国搞的不是非毛化，而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实际上，为了准备这次
接待，我连着几天去非洲司看文件，翻译室也让我阅读邓见其他一些外国领导人
的谈话纪录，熟悉邓的讲话风格和遣词用句的习惯。我特别仔细地阅读了邓小平
1981年会见穆加贝的谈话纪录。
这是穆加贝第五次访华，津巴布韦独立前来过两次，争取中国对反对罗得西亚白
人少数人政权的支持。独立后，第一次访华是1980年访问北朝鲜时过境北京。第
二次是1981年的正式访问。邓问吴学谦，“他和赵紫阳总理谈的怎么样 ? ”吴说
，“很好，但主要是谈双边关系和非洲形势，还有一些国际问题”。邓问“我们
给津巴布韦的援助用的怎么样？”这个问题也展现了邓务实的一面，过去中国提
供给非洲许多援助，往往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不少援助给腐败官员贪污了
，最终效果欠佳。
邓显然关心非洲的发展道路问题。邓问周觉，“白人离开了多少？”邓抓住了关
键问题，这就是非洲在民族独立之后如何在国家建设中处理好与白人的关系这个
问题。吴学谦和周觉一一作了回答。这次来华访问之前，穆加贝刚在国内赢了7
月举行的大选，竞选中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在马列主义指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
，增加朝一党制方向的政治突破” 。
邓听完汇报，说了一句话：“看来他头脑有点发热。我就谈谈我们自己的教训吧
”。邓又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眼睛若有所思地看着大厅的另一端，显得凝
重，邓在思考。这个形象至今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因为是第一次给邓小平做翻译，老过提前一天给住在钓鱼台8号楼的我打来了电话
，提了三点要求：第一，不要怯场。第二，要翻得准。第三，声音要响。我的心
理素质还算可以，很少怯场，反倒是有一点儿微微的兴奋，毕竟是第一次这么近
距离直接接触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凭自己两年来替其他领导人做翻译的经验，我
知道这种临场感觉和状态是对的，这种感觉有利于口译的正常发挥。做过口译的
人都知道，口译既是技能，也是艺术，有点像演员在舞台上和运动员在竞技场上
那样，临场状态往往是决定水平发挥的最重要因素。(四)
10点缺3分的时候，穆加贝一行抵达大会堂东门，吴明廉接到了客人抵达的电话，
走到邓面前轻声地说：“客人来了”。邓把手中的烟在烟缸里压灭，站起身正要
走，细心的警卫秘书张宝忠发现邓小平的一缕头发滑了下来，赶上前，从自己中
山装上衣口袋里敏捷地拿出一把小梳子，替邓把头发往后梳了一下，再用手掌在
邓大人的头顶上轻轻地压了一下，把头发压住。邓笑了，说：“你心很细喔”。
然后就走向福建厅门口，站在屏风旁边等候穆加贝的到来。
穆加贝一抵达，邓小平与他热情握手拥抱，邓说：“欢迎你，很高兴再次见面”
。穆加贝说：“您看上去还和四年前我们见面时一样健康”。邓摆摆右手，“马
马虎虎吧”。穆加贝说：“您看上去不像八十开外的人”。邓笑着说：“我已经
八十一岁了。身体总的说，还可以，但一些零件不灵了”。邓用右手食指指了一
下自己的右耳，“这个零件不灵了”，又指着自己的左耳，“这个稍好一点，所
以我见客人都是这样坐的”。邓意思是国内一般领导人见外宾，客人坐在主人的
右手侧，而邓因为左耳听力好于右耳，见人都把客人安排在自己的左侧。
邓接着说，“除了耳朵，其它零件都还正常运转”。穆加贝大笑。把身体各个器
官比作机器零件，据说是红军时期开始使用的话语，透视出红军将士置生死于不
顾的一种洒脱。作战受了伤，如果大难不死，就互相开玩笑地问：“你丢了哪个
零件？”后来看了电视连续剧《亮剑》，其中主要人物受伤之后的对话也用这个
比方，大概印证了这个典故的出处。邓的轻松调侃也使人感到他心态的年轻和对
生活的洒脱态度。
邓和穆加贝亲切寒暄后，就把话题转到正题。邓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
初的情况开始一直讲到今天的改革开放。现在回想起来，邓的这个谈话包含了他
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考，对今天了解邓的思想，了解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原因
，乃至判断今后中国的政治走向都有特殊的意义。对于准确地了解中津关系以及
整个中非关系也有帮助。
谈话一开始，邓就用很肯定的口气对穆加贝说，从1949年到1956年这段时间，中
国的事情“做得非常好”。邓一口气用了三个“搞了”：“搞了土改，搞了第一
个五年计划那样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搞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邓讲话有一种气势，喜欢用排比句，三个“搞了”就体现出老
人讲话的这种气势。当我翻译出“土改”一词，穆加贝微微点了一下头，也许这
正是他最关心的问题。他的众多追随者当年就是冲着他“分田分地”的口号，参
加他领导的武装斗争的。
邓对中国的土改一直是积极评价的。他在另外一个场合曾这样说过：“土地改革
把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生产力解放出来了”。
邓赞扬了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就是1953年到1957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这个计划虽然是苏联模式影响下的产物，但主持制定这一计划的是比较务实的
周恩来和陈云这样的领导人。50年代初，中国的落后程度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
，倒是毛泽东曾做过一个准确的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 能造桌子椅子，能
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
，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而“一五”计划无疑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
中所有五年计划中完成最好的一个，其重点是发展重工业，苏联提供了相当的援
助，包括帮助兴建156个大型项目。可以说中国是从“一五”才开始了邓小平所说
的“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并很快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整个中
国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问题更复杂一些。我后来查了一
些材料，刚分到土地不久的农民就被要求加入合作社，至1956年底，参加高级合
作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7.8%，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的推动下，公私
合营也汹涌澎湃地进行。我曾和一位1949年前当过老板的上海邻居聊过，他坦率
地说： “那个时候，白天在外面敲锣打鼓，晚上回到家抱头痛哭”。但是与斯大
林在苏联推行的全部没收私有财产相比，与后来毛泽东推行的“对资产阶级实行
全面专政” 相比，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显得相当温和。当时政府对资本家实行
了“赎买”政策，资本家可以拿自己资产5%的红利，从1956年开始定息，七年不
变。我这位邻居，到了60年代还天天喝咖啡，家中还有一辆摩托车，他念高中的
孩子天天骑，我们好是羡慕，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这辆摩托车给红卫兵砸
了。
中国“从1957年开始，有一点问题了”。邓提高了一点声音对穆加贝说。后来我
注意到邓在谈1949年以后的发展经验教训时，总是把好坏的这条分界线划在 1957年
。在邓看来，1957年之前，一切都相对比较顺利。在此之后，中国出现了大问题
。这段历史，邓本人是最高的当事人和见证人之一。在1956年9 月召开的中共第
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邓曾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作了一个颇有新意的修改党
章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邓小平专门提到了中共已经是执政党，容易产生脱离
群众，脱离实际的危险，需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发展党内民主和
人民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个人崇拜。中共八大还确定了今后中国社会的主
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八大还修改了党
章，增加了“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
”。这个提法实际上是为毛泽东退居二线专门设计的，但从1957年开始的一系列
发展，使中国这辆快速行驶的列车，完全改变了自己的方向。
邓首先提到了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邓是这样说的：“我们的问题出在一个‘
左’字上。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是必要的，但是搞过分了。”“‘左’的思想发展
导致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邓坦率地说，这些事情“使我
们受到了惩罚”。在大跃进最疯狂的1958年，全国掀起了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
由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动员了数千万人上山下乡，挖树找煤，找矿炼铁，建
起了百万个小土高炉，小土焦炉，土法炼铁炼钢。全国农村，一哄而起，大办人
民公社，一个多月时间内，农村的公社化就基本实现。把原来一二百户组成的合
作社，变成了数千户，甚至上万户组成的公社，废除农民的自留地，推行准军事
化的管理，过集体化的生活，吃免费的公共食堂，采取大兵团作战的办法来进行
农业生产，最终对中国的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
邓在另外一个场合也谈过他自己对这些事情的责任：“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
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
们头脑也热。拿我来说，能够四六开，百分之六十做的是好事，百分之四十不那
么好，就够满意了，大部分好嘛”。但邓小平在大跃进中的头脑发热和毛泽东不
完全一样，文革时候一个批邓的材料透露过：邓小平在动员大家参加大跃进时这
样说过，我们的女同志很快都可以抹口红，穿高跟鞋，打扮得漂漂亮亮。邓的“
城市情怀” 可见一斑。
邓接着对穆加贝说，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工农业减产
，市场上商品很少，人民群众吃不饱饭，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穆加贝听到这
段话时，一直皱着眉头，似乎有一种不完全相信的感觉。邓则继续自己的叙述。
穆加贝听得很认真。这使我想起念中学的时候，学校曾邀请过一位目不识丁的公
社老大爷来做忆苦思甜报告，他说着说着就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了起来，“我
父亲1960年饿死了”。老师提醒他“是1940 年吧”？他摇摇头，“不，不，是1960年
”。
穆加贝询问邓，中国是如何克服这种危机的。邓说，“那时，我们党和毛主席的
威望很高，这是长期斗争历史形成的威望。我们把困难如实地告诉了人民，‘大
跃进’的口号不再喊了”，穆加贝频频点头，他对毛泽东是非常尊重的。邓接着
说，我们采取了一些“比较切合实际的政策、步骤和方法”。邓用词精辟，六个
字：政策，步骤，方法，反映了他治国的一贯思路，治一个国家，除了战略要正
确，还要有与之配套的政策，轻重缓急的步骤以及切实可行的方法。“通过这样
的努力，到一九六二年，我们就开始从困难的情况中恢复，一九六三年、一九六
四年情况比较好”，说到这，邓停顿了一下，吸了一口烟，补充了一句：“但是
‘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根除”。
实际上，这段时期，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一批比较务实的中共领导人正全
力以赴纠正大跃进的错误，但与此同时，他们的努力也埋下了毛泽东对他们不满
的种子。英国前驻华大使伊文思曾对我说过这样一件事：1964年，邓小平参加锡
兰(后改为斯里兰卡)驻中国大使馆的一个庆祝活动，锡兰大使向邓询问毛泽东主
席的近况，邓说：“老人家最近一直在山上修改自己的诗词”。大使对这番话的
解读是：毛泽东的大跃进把事情搞糟了，现在由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来收拾残
局。因为暂时没有毛的干预，他们反而干得心情比较舒畅。邓小平的名言“不管
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也是在那个时候说的，目的是采取一切可行的
办法，摆脱一大二公人民公社的紧箍咒，尽快恢复农业生产。
我曾在另外一个场合替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做翻译，听她谈过这段经
历。她说：毛主席经常是这样的：当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这些人刚把
国民经济恢复起来，毛主席就在他们背上击一猛掌：你们又右倾了。讲这段话时
，王光美还抬起右手臂向下一甩，做了一个 “击一猛掌”的手势。
邓接着和穆加贝谈起了“文化大革命”。邓说，“一九六五年，又提出了党内有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后就搞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极端，极左
思潮泛滥。”邓讲“极端”和“泛滥”这两个词时的语气很重，还用右手食指在
空中点一下，以示强调。我后来注意到这是邓的一个习惯性手势，要强调一个论
点的时候，他总是用食指这样重重地点一下。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时掷地有声
地说：“不搞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用的也是这个手势。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说完这段话，邓停了一下，看着我，等我翻译。他也可能在思考着下面的谈话。
那一瞬间，我感觉邓的眼光里有一种愠怒，这种愠怒的目光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
中，这是一位饱经风霜的政治老人对左倾的深恶痛绝。我理解邓的这番话背后，
是中国已经丧失了多少发展的机遇呀，是包括邓自己家庭在内千千万万人民所蒙
受过的多少灾难呀！
“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从一九六五年就开始了，一九六六年正式宣布。从一九
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搞了整整十年”。邓把“整整十年”四个字拖得很长，给人
一种痛心之感。邓后来又多次说过历史给中国的机会不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文革”的十年，加上之前的极左，中国被耽误的时间太多了，邓心疼。邓接
着说，“党内的骨干，差不多都被打倒了，这场革命的对象，就是这些老干部”
。据统计，仅从1967年到1971年，北京秦城监狱直接关押的高级领导人就在500人
以上。因国家主席刘少奇案件株连而定为反革命判刑的就有2万8 千人。全国范围
内因文革而受到直接迫害的在百万以上，间接迫害的千万以上。“文革”对邓小
平也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邓这时缓和了一下语气，对穆加贝说， 1976年“粉碎
‘四人帮’以后，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纠正这些极左思潮”。
(五)
邓小平把余下的烟在烟缸里掐灭，带着一点自嘲，对穆加贝说：“吸烟这个习惯
不好，但我这个本性难改”。这也使谈话的气氛轻松了一下。 穆加贝微微一笑，
耸了一下肩，表示不介意邓小平继续吸烟。邓接着就开始谈另一个话题：防右的
问题。这无疑也是邓小平治国理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邓对穆加贝说，我们在反“左”的同时，也提出了“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主动地提到了1981年他和穆加贝那次不算十分愉快的会见，说：“我们
一九八一年见面时谈过四个坚持，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虽然邓小平已经81岁，但讲这四
项原则时，他是一气呵成的。这首先说明他的记忆力仍很强。1987年我再次为他
见穆加贝做翻译时，他也讲了这四项原则，但那次他是说一项，等我翻译完，再
说下一项，而且中间还有不少“这个，这个”。穆加贝后来还问我，中文中“这
个，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同时也感到这四项原则不是他随便说说而已的东西，而是老人反复琢磨过的东
西。就在会见穆加贝之前的一个星期，也就是1985年8月21日上午10点，邓小平会
见了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先生。邓当时对尼雷尔说了这么一段话：“我们总的原
则是四个坚持。问题是怎么坚持。是坚持那种不能摆脱贫困落后状态的政策？还
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好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比较快的发展
？”实际上，邓在许多不同的场合谈过这个问题。邓讲坚持党的领导，也提出要
大力改善党的领导。他讲坚持马列主义，也反复强调马列主义的本质就是实事求
是，就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研究和解决问题。至于社会主义，邓小平则赋予
这个概念以全新的内容。
谈话还在进行着。可邓接下来的一段话好像使穆加贝感到惊讶。邓是这样说的：
“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搞清楚，并没有完全搞
清楚”。穆加贝好像推了一下眼镜，似乎下意识地表现出了自己的某种局促，因
为穆加贝本人不久前满怀信心地提出：津巴布韦“要在马列主义指导下走社会主
义道路”。但现在邓小平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却说出了这样
坦率的话。实际上，早在1981年会见武侠小说大家金庸先生时，邓小平就轻松地
问过：“世界上有多少种社会主义？总有100多种吧”。并意味深长地说：“没有
定规么，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
邓接着对穆加贝强调了另外一个命题：社会发展不能超越阶段。邓说：“共产主
义是什么？共产主义是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共产主义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各
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没有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的”。接着
邓又说：“要实现共产主义，就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而社会主义的
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
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邓讲这番话也是一气呵成的，说明他
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熟悉。我可以想象当年毛泽东派他去莫斯科舌战苏共理
论权威苏斯洛夫时，一定也是欣赏这个小个子的思辨能力。但在马克思的学说中
，毛泽东最喜欢的就是“阶级斗争”四个字，而邓小平最欣赏的是经济基础决定
上层建筑的思想。对于邓小平，社会主义意味着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邓接着以遗憾的口气说：可是在一个相当长时期里，“我们忽视了发展，发展这
个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从一九五七年起，我们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拿
农村来说，到一九六六年的十年间，农民的收入没有增长多少。虽然有一些地区
，农民的生活比较宽裕，但是多数地区的农民，还处在贫困状态。文化大革命时
期，情况更加困难。”邓讲“没有增长多少”的时候，还摇了摇右手，以示强调
。
随后邓又转到了他最常谈的话题：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他特别提到了农村
改革的成功和城市改革的展开。“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
改革，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邓说。“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已经
见效了，农村面貌发生明显变化。有了农村改革的经验，现在我们转到城市经济
改革”。邓描述的这种改革方法后来在国际上又被称为“渐进改革”，与西方在
前苏联推行的 “休克疗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穆加贝在这次访问中，曾在不同的场合表示过担心：中国的改革开放可能会使中
国走向资本主义。现在当着邓小平的面，他还是秉承自己一贯的坦率性格，对邓
小平说：中国在第三世界的朋友都希望中国继续保持社会主义。在穆加贝用英文
说这段话的时候，邓划了一下火柴，又点燃了一支烟，于是空气中又飘起一丝淡
淡的烟味。等我译完这句话， 邓口气十分平和地回答：“中国的改革也好，开放
也好，都是坚持社会主义的”。邓还说：“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的现代化，还
有这个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但在这四个现代化的前面，有四个字，这四个字就
是‘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 讲完这番话，邓
的目光环视了一下整个会见大厅，好像在看大家是否听清楚了他的话。
邓小平的这段名言后来曾被一些人曲解。他们认为每推动一项新的改革措施都要
先问姓“社”还是姓“资”。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是一个整体概念，邓的基本
思路就是，通过各种办法，包括利用那些在资本主义社会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措施
，不断地增强和壮大中国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经过上海视
察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时，曾指着一台从国外进口的设备，幽默地问陪同人
员：你说这台设备姓“资”还是姓“社”？并自己回答：这台设备原来姓“资”
，因为是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现在姓“社”，因为在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对凡
事必先问姓“社”姓“资”，不能不说是一个恰如其分的讽刺。
邓小平然后又说了一段话：“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
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穆加贝频频点头。但邓马上接着说：“公有制包括
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这两种所有制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同
时，我们也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我们也欢迎中外合资合
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邓强调：“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
补充”。与传统的苏联政治经济学不同，邓大大拓宽了公有制的内涵。例如，农
村解散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包产到户，长期不变，这是一种新形式的集
体所有制。
对于穆加贝不甚理解的三资企业，邓小平也为他做了一个相当独到的分析。他耐
心地替穆加贝算了一笔帐：“一个三资企业办起来，工人可以拿到工资，国家可
以得到税收，合资合作的企业收入还有一部分，归社会主义所有”。好像为了说
服穆加贝，邓还补充道：“更重要的是，从这些企业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好的
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注意到邓在谈向外国学习
时，他关心的从来都不只是“硬件”，他也关心“软件”，特别是如何把先进的
管理经验学过来。另外，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种对三资企业的解释：他把三资企
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一项一项地剥离出来，这的确是高明的算法，这种算法也为
后来中国所有制的改革打开了思路。邓的思路无疑是超前的。
邓接着说：“这样做不会，也不可能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倒是觉得现在外国
投资太少，还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随后邓谈到了中国会不会出现两极分化的
问题。这也是现在国内争论颇为激烈的问题。邓当时是这样说的：“至于不搞两
极分化，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
算失败了”。看到穆加贝目光中还有疑虑的眼光，邓又自问自答地说道：“中国
会不会产生资产阶级？我看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
阶级”。今天不少人引用邓这段话，说既然今天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改革就算
失败了。这是一种颇为偏激的看法。回顾近30年的改革，邓小平的总体改革战略
已经基本实现，中国的迅速崛起，全世界有目共睹。虽然一个富裕的阶层已经出
现，但同时中国绝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有了巨大的提高。我
看了哈佛大学学者几年前在北京做的一个民调，虽然大部分人认为中国的贫富差
距拉大了，但同时绝大多数人也认为：在中国，通过自己诚实的努力，是可以改
善自己命运的。也就是说尽管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有些还非常严重，但中国
社会能够使绝大多数人感到这种最基本的公正。从世界的角度看，这是很不容易
的，这也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我曾问过我的印度、巴基斯坦、巴西、肯尼亚等发
展中国家的朋友，他们都认为他们的国家还做不到这一点。中国的另外一个巨大
进步就是国家的综合实力与日俱增，特别是财税收入的大幅增加，为下一步建立
一个更为富裕公平的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也正是邓小平所提倡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一个核心内容。(六)
邓关于社会主义的话题还在继续。
“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没有完全搞清楚”。换言之，
邓不仅认为中国过去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苏联等国家也没有搞清楚。邓
接着说：“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在
上世纪20年代采取的一些比较灵活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方法，包括把土地租给农民
，吸引外国资金和技术，开展对外贸易等。我后来查了一下，邓是1926年抵达莫
斯科学习的，在苏联整整呆了一年。虽然列宁已经去世，但1926年还属于新经济
政策的后期，邓在苏联期间可能亲生体验到了新经济政策的务实一面，体会到了
社会主义没有必要完全抗拒资本主义中有益的东西，而是要把资本主义中一切有
益的东西都拿来发展社会主义。
邓这段时间内在苏联学到的马克思主义，似乎比较接近马克思的本意，不像后来
从莫斯科留学回来的、言必称斯大林的王明。邓小平关于苏联新经济政策的话，
也不是随便说说的。我后来至少两次听他对外宾讲过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显示了
他对苏联整个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这段历史情有独钟，反映了邓本人的基本价值
取向。邓多次说过，这以后，“苏联的模式僵化了”，指的就是后来取新经济政
策而代之的斯大林计划经济模式。
邓接着非常诚恳地对穆加贝说：“穆加贝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们的经
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用。但请你们特别注意我们左
的错误。”邓提醒穆加贝注意中国走过的弯路。邓说，“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
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但这往
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观客观方面的情况，容易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
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急性病的错误。我们特别希望你们注意中国不成功的经验”。
好像怕对方没有听清楚。他又重复了一下：“我还是这句话，希望你们多注意中
国那些不成功的经验”。这时，邓略微停顿了一下，等我翻完这段话，他又补充
了一句：“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绝对不能照搬”。
时间飞逝，很快一个小时就过去了，双方都有言犹未尽的感觉。邓说，“我们的
同志编辑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里面是我的一些讲
话，有十二大的开幕词，不知你读过没有？”穆加贝坦率地摇摇头。并说，非常
想看看这本书。这时，我看到吴明廉已经走了出去，大概去布置工作人员赶快去
找这本小册子的英文版。据说礼宾司的一位小伙子马上要了车，赶去北京王府井
的外文书店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英文本，但却被告知书店无货。 后
来吴告诉我，外交部礼宾司的一位同事正好买了一本，准备和中文版对照学英文
的，还算新。礼宾司就把这本书要来，作为邓大人的“礼品”送给穆加贝了。
邓一生写的东西不多，但发表的谈话很多，他对自己谈话整理出来的书面文稿看
得很重。有一次我听他对外宾说，我的那个集子里对这个问题有非常准确的表述
。邓小平和他讲的道理实在都是很朴素的。穆加贝最后对邓说，“和邓主任的谈
话使我坚信中国仍然在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谈话结束后，两人站起来握手话别。穆加贝说：“我相信您一定能健康地看到香
港回归”。邓诙谐地说，“还要看马克思能不能批准”，在场的人都笑了。邓又
补充了一句： “可能还要和马克思谈判谈判”。大家笑得更厉害了。大概是一讲
到香港回归，邓自然联想到了中英之间为期一年多的谈判，联想到了和马克思也
要谈判谈判。邓小平的朴实、诙谐和幽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顾这些往事，感触良多。我常想，如果穆加贝能够记取邓小平当年给他的忠告
，也许津巴布韦今天就不至于陷入如此内外交困的境地。从1982年起，我以各种
身份，断断续续走访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距离观察过的中外政治领袖人物有
近百人，邓小平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邓公确实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一个改变
了中国，并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世界的人。我有幸在自己生命最宝贵的年华中与
这个伟大的生命有所交织，感受了他作为一个领袖的睿智和勇气以及作为一个普
通人的情趣，随后又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范围内，感受到了他的思想和智慧给中国
，乃至整个世界所带来的深刻变化和深远影响。谨作此文以怀念这位难忘的人。
兼任教授。八十年代中期曾担任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英文翻译。
邓小平印象记 ――回忆邓小平1985年与穆加贝的一次谈话
张维为
(一)
我是一九八三年八月末的一天到外交部翻译室报到的。当时翻译室主任叫过家鼎
，五十开外，个子不高，面容清瘦，大家都管他叫“老过”。他是一个视翻译质
量为生命的人，也是外交部里一个难得的性情中人。他见到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看过女排比赛吗？”当时中国女排在国际大赛中连连获胜，举国上下为之欢
腾。“女排是排球的国家队，我们这里就是翻译的国家队”，带着一种挑战的眼
神，老过对我说了这番话。“我们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老过说
，“总书记啊，总理、副总理啊，还有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我对官衔不甚
敏感，但听了这番介绍，还是振作了一下。老过呷了一口茶，“当然，还有邓”
。话似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但我感到了这是老过的压轴词。沉默了片刻，他提
高了声音：“要下苦功，努力提高政治和业务水平，拓宽知识面，好好干”。
我第一次直接给邓小平做英文口译，是我进翻译室工作两年之后的1985年8月28日
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罗伯特·穆加贝。20多年过
去了，回忆这段往事，至今还历历在目。
(二)
1985 年8月28日，天气炎热。我随礼宾司副司长吴明廉等外交部工作人员于上午
9点10分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福建厅是一个历史沉淀颇深的地方。1971年9 月
12日，周恩来总理曾在这里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指挥处理林彪叛逃这一突发事
件。整个80年代，邓小平会见外宾几乎都在这个大厅里进行。2005年4月 29日，
胡锦涛总书记也是在这里会见了国民党主席连战一行，实现了历史性的国共和解
。这天，福建厅正面墙上挂着《武夷之春》日光岩巨画，一派浓浓的八闽风情，
宾主沙发中间的茶几上，放着绽开的郁金香，像是画龙点睛，使得偌大的会议厅
获得了一种灵气。
邓小平的生日是8月22日，所以那天正好是邓小平刚度过了八十一岁生日之后不久
。上午9点40分，邓小平穿着一套浅灰色的中山装，走进了福建厅。邓刚从北戴河
避暑回来不久，避暑期间他天天下海游泳，所以脸晒得黝黑。邓走路平稳，身板
笔直，看上去像六十开外，而不是八十一岁高寿。他小小的个子，却一下子吸引
了大厅内所有人的目光。
邓先与吴学谦外长握手，然后与在场的中方人员一一握手。与我握手时，吴外长
介绍：“这是英文翻译小张”。我觉得邓的手很软。我和邓的目光也有一个短暂
的交集，邓的目光相当平和。他问我，“哪里人？”，我说，“上海”。邓停驻
了一下，好像“上海”这两个字给他带来某些特殊的记忆。“知道霞飞路吗？”
邓问我，目光中似乎带着一点对往事回忆。我略微停顿了一下，然后说，“是淮
海路吧”。邓微笑点头。
霞飞路是上海淮海路在法租界时的路名，也是整个法租界乃至整个上海最有名的
商业街。我小时候家里住的地方离淮海路不远，经常听到街坊的老人提及霞飞路
。邓二十四、五岁的时候，曾在上海做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可谓出生入死。当时中共领导人之间都是单线联系，而作为秘书长，他则要把
所有中央机关领导人的地址和电话都记在脑子里。据他本人后来回忆，他一生中
两次最大的历险都在上海。一次是“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
前门巡捕就进来，罗亦农被捕。我出门后看见前门特科，一个扮成擦鞋子的，用
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还有一次，巡捕得知周
恩来、邓小平在一起的住处，要来搜查， “在家里的同志得到情报赶紧搬家了，
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
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面，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
有出事故。”
邓的第一次婚姻也是在上海，妻子张锡瑗是他过去在莫斯科学习时的同学，也是
地下党的战友。但不幸的是，张锡瑗因难产在上海去世。邓当时正在上海向中央
汇报他在广西领导起义的工作，竟来不及亲手掩埋妻子的尸体，就匆匆赶回广西
了。 直到1949年解放，邓小平进城后找到了张锡瑗的墓地，把她的遗骨重新装入
小棺，迁入龙华公墓。邓小平也和常人一样，对自己年轻时呆过的地方留有刻骨
铭心的记忆。恐怕晚年的邓喜欢到上海过春节也和这段特殊的人生经历有关。
我也多次去过邓小平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逗留过的地方，如巴黎的意大利广场
、里昂的索恩河西岸。我想，邓小平之所以能领导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一
定与他早年在巴黎、里昂、上海这些大都市闯荡过有关。一个从16岁到26岁的年
轻人，在自己思想走向成熟的年代里，闯荡在国际大都市。当时的邓可谓一贫如
洗，大城市的浮华势利一定给他带来过许多不愉快的经历和回忆，但城市体现的
毕竟是另外一种文明。我总觉得邓小平是那一代的中共领导人中为数不多的怀有
某种“城市情怀”的人。如果说现代化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由农村文明向城市文
明过渡的话，那么邓小平年轻时的城市经历使他与众不同，使他获得了成为中国
现代化事业杰出领导人的一些难得素质。
邓在沙发上坐下后，对我说了一句话。他用手指着自己的右耳对我说，“我听力
不好。翻译的时候，声音能不能大一点？”他商量的口吻显示了对一个普通工作
人员的尊重，也显示他为人的涵养。邓是个有尊严、有气度，但没有架子的长者
。我轻轻地向他点点头，同时把面前的话筒调到一个更为合适的角度。
邓的目光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有不少外交部的年轻人，“这么多年轻人，好”
，邓一口抑扬顿挫的四川话对吴外长说。邓讲话声音底气很足，声音很响，好像
不用话筒都可以传很远，这说明他身体尚好。但也可能与他耳背有关系。听力不
好的人，讲话声音往往都比较响。
大会堂的女服务员给每人都递上一块热毛巾。邓小平用双手把热毛巾打开，擦了
一下脸，然后再把毛巾对折，擦了一下额头，再放回碟子。他从茶几上拿起火柴
，划了两下，点燃了他的特制熊猫牌香烟。邓轻轻地吐了一口烟，淡淡的一缕白
烟徐徐上升，绕过他整齐乌黑的头发，从我眼前慢慢晃过，又转了几圈，消失在
福建厅偌大的空间里，这使我想起了不久前亲历的另外一段插曲。
这一年5月，我参与接待了访华的丹麦前首相保罗 ·哈特林。吴学谦外长在钓鱼
台宴请他。话题不知怎的转到了邓小平吸烟上。哈特林说：1974年10月，他以首
相的身份访华，见了邓小平。邓一坐下就拿着自己的熊猫烟，问他是否抽烟，他
说不抽。但哈特林夫人此时主动插话：“我丈夫虽然不抽烟，但他喝酒”，邓听
了大笑，说，“我是两个都做，烟也抽，酒也喝，但身体好像还可以”。哈特林
很认真地对吴外长说：“我今天还记得邓小平讲这番话时那种得意洋洋的表情”
。吴外长一边笑，一边进一步发挥，追问哈特林：“你知道邓主任为什么这么自
豪吗？”哈特林摇头。吴说，“告诉你一个机密：我们有个说法，只抽烟不喝酒
，只是一般的爱国，既抽烟又喝酒，是真正地爱国，因为国家烟酒征税征得最高
”，宾主大笑。
(三)
吴外长和周觉部长助理开始给邓汇报。我是第一次见到部长给邓小平汇报，吴和
周两人在邓面前没有拘束，双方有问有答，非常自然。因为邓听力不好，他们有
些话得讲两遍。邓问吴外长，穆加贝是不结盟运动主席吗？吴说，不是，现在还
是印度。邓说：“对，对，我搞错了”。从我今天的观察来看，邓是个人，不是
神，他听别人的介绍，并简要地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如果他搞错了，就说“我搞
错了”。邓对吴外长说，“外交部送来的材料我已经看了”。邓当时每天工作两
个小时左右，一般都安排在上午，外交部送给邓的材料是浓缩了的大字本。邓问
吴外长：“我上次见他是1981年？”吴说：“对”。邓说：“那次见面，他有点
牢骚”。1981年那次访问时，性格倔强的穆加贝当着邓小平的面表示不能理解中
国对毛泽东采取的态度，对文革遭到否定也颇有微词。邓对他做了详尽的解释，
中国搞的不是非毛化，而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实际上，为了准备这次
接待，我连着几天去非洲司看文件，翻译室也让我阅读邓见其他一些外国领导人
的谈话纪录，熟悉邓的讲话风格和遣词用句的习惯。我特别仔细地阅读了邓小平
1981年会见穆加贝的谈话纪录。
这是穆加贝第五次访华，津巴布韦独立前来过两次，争取中国对反对罗得西亚白
人少数人政权的支持。独立后，第一次访华是1980年访问北朝鲜时过境北京。第
二次是1981年的正式访问。邓问吴学谦，“他和赵紫阳总理谈的怎么样 ? ”吴说
，“很好，但主要是谈双边关系和非洲形势，还有一些国际问题”。邓问“我们
给津巴布韦的援助用的怎么样？”这个问题也展现了邓务实的一面，过去中国提
供给非洲许多援助，往往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不少援助给腐败官员贪污了
，最终效果欠佳。
邓显然关心非洲的发展道路问题。邓问周觉，“白人离开了多少？”邓抓住了关
键问题，这就是非洲在民族独立之后如何在国家建设中处理好与白人的关系这个
问题。吴学谦和周觉一一作了回答。这次来华访问之前，穆加贝刚在国内赢了7
月举行的大选，竞选中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在马列主义指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
，增加朝一党制方向的政治突破” 。
邓听完汇报，说了一句话：“看来他头脑有点发热。我就谈谈我们自己的教训吧
”。邓又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眼睛若有所思地看着大厅的另一端，显得凝
重，邓在思考。这个形象至今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因为是第一次给邓小平做翻译，老过提前一天给住在钓鱼台8号楼的我打来了电话
，提了三点要求：第一，不要怯场。第二，要翻得准。第三，声音要响。我的心
理素质还算可以，很少怯场，反倒是有一点儿微微的兴奋，毕竟是第一次这么近
距离直接接触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凭自己两年来替其他领导人做翻译的经验，我
知道这种临场感觉和状态是对的，这种感觉有利于口译的正常发挥。做过口译的
人都知道，口译既是技能，也是艺术，有点像演员在舞台上和运动员在竞技场上
那样，临场状态往往是决定水平发挥的最重要因素。(四)
10点缺3分的时候，穆加贝一行抵达大会堂东门，吴明廉接到了客人抵达的电话，
走到邓面前轻声地说：“客人来了”。邓把手中的烟在烟缸里压灭，站起身正要
走，细心的警卫秘书张宝忠发现邓小平的一缕头发滑了下来，赶上前，从自己中
山装上衣口袋里敏捷地拿出一把小梳子，替邓把头发往后梳了一下，再用手掌在
邓大人的头顶上轻轻地压了一下，把头发压住。邓笑了，说：“你心很细喔”。
然后就走向福建厅门口，站在屏风旁边等候穆加贝的到来。
穆加贝一抵达，邓小平与他热情握手拥抱，邓说：“欢迎你，很高兴再次见面”
。穆加贝说：“您看上去还和四年前我们见面时一样健康”。邓摆摆右手，“马
马虎虎吧”。穆加贝说：“您看上去不像八十开外的人”。邓笑着说：“我已经
八十一岁了。身体总的说，还可以，但一些零件不灵了”。邓用右手食指指了一
下自己的右耳，“这个零件不灵了”，又指着自己的左耳，“这个稍好一点，所
以我见客人都是这样坐的”。邓意思是国内一般领导人见外宾，客人坐在主人的
右手侧，而邓因为左耳听力好于右耳，见人都把客人安排在自己的左侧。
邓接着说，“除了耳朵，其它零件都还正常运转”。穆加贝大笑。把身体各个器
官比作机器零件，据说是红军时期开始使用的话语，透视出红军将士置生死于不
顾的一种洒脱。作战受了伤，如果大难不死，就互相开玩笑地问：“你丢了哪个
零件？”后来看了电视连续剧《亮剑》，其中主要人物受伤之后的对话也用这个
比方，大概印证了这个典故的出处。邓的轻松调侃也使人感到他心态的年轻和对
生活的洒脱态度。
邓和穆加贝亲切寒暄后，就把话题转到正题。邓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
初的情况开始一直讲到今天的改革开放。现在回想起来，邓的这个谈话包含了他
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考，对今天了解邓的思想，了解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原因
，乃至判断今后中国的政治走向都有特殊的意义。对于准确地了解中津关系以及
整个中非关系也有帮助。
谈话一开始，邓就用很肯定的口气对穆加贝说，从1949年到1956年这段时间，中
国的事情“做得非常好”。邓一口气用了三个“搞了”：“搞了土改，搞了第一
个五年计划那样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搞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邓讲话有一种气势，喜欢用排比句，三个“搞了”就体现出老
人讲话的这种气势。当我翻译出“土改”一词，穆加贝微微点了一下头，也许这
正是他最关心的问题。他的众多追随者当年就是冲着他“分田分地”的口号，参
加他领导的武装斗争的。
邓对中国的土改一直是积极评价的。他在另外一个场合曾这样说过：“土地改革
把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生产力解放出来了”。
邓赞扬了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就是1953年到1957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这个计划虽然是苏联模式影响下的产物，但主持制定这一计划的是比较务实的
周恩来和陈云这样的领导人。50年代初，中国的落后程度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
，倒是毛泽东曾做过一个准确的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 能造桌子椅子，能
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
，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而“一五”计划无疑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
中所有五年计划中完成最好的一个，其重点是发展重工业，苏联提供了相当的援
助，包括帮助兴建156个大型项目。可以说中国是从“一五”才开始了邓小平所说
的“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并很快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整个中
国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问题更复杂一些。我后来查了一
些材料，刚分到土地不久的农民就被要求加入合作社，至1956年底，参加高级合
作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7.8%，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的推动下，公私
合营也汹涌澎湃地进行。我曾和一位1949年前当过老板的上海邻居聊过，他坦率
地说： “那个时候，白天在外面敲锣打鼓，晚上回到家抱头痛哭”。但是与斯大
林在苏联推行的全部没收私有财产相比，与后来毛泽东推行的“对资产阶级实行
全面专政” 相比，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显得相当温和。当时政府对资本家实行
了“赎买”政策，资本家可以拿自己资产5%的红利，从1956年开始定息，七年不
变。我这位邻居，到了60年代还天天喝咖啡，家中还有一辆摩托车，他念高中的
孩子天天骑，我们好是羡慕，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这辆摩托车给红卫兵砸
了。
中国“从1957年开始，有一点问题了”。邓提高了一点声音对穆加贝说。后来我
注意到邓在谈1949年以后的发展经验教训时，总是把好坏的这条分界线划在 1957年
。在邓看来，1957年之前，一切都相对比较顺利。在此之后，中国出现了大问题
。这段历史，邓本人是最高的当事人和见证人之一。在1956年9 月召开的中共第
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邓曾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作了一个颇有新意的修改党
章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邓小平专门提到了中共已经是执政党，容易产生脱离
群众，脱离实际的危险，需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发展党内民主和
人民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个人崇拜。中共八大还确定了今后中国社会的主
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八大还修改了党
章，增加了“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
”。这个提法实际上是为毛泽东退居二线专门设计的，但从1957年开始的一系列
发展，使中国这辆快速行驶的列车，完全改变了自己的方向。
邓首先提到了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邓是这样说的：“我们的问题出在一个‘
左’字上。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是必要的，但是搞过分了。”“‘左’的思想发展
导致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邓坦率地说，这些事情“使我
们受到了惩罚”。在大跃进最疯狂的1958年，全国掀起了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
由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动员了数千万人上山下乡，挖树找煤，找矿炼铁，建
起了百万个小土高炉，小土焦炉，土法炼铁炼钢。全国农村，一哄而起，大办人
民公社，一个多月时间内，农村的公社化就基本实现。把原来一二百户组成的合
作社，变成了数千户，甚至上万户组成的公社，废除农民的自留地，推行准军事
化的管理，过集体化的生活，吃免费的公共食堂，采取大兵团作战的办法来进行
农业生产，最终对中国的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
邓在另外一个场合也谈过他自己对这些事情的责任：“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
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
们头脑也热。拿我来说，能够四六开，百分之六十做的是好事，百分之四十不那
么好，就够满意了，大部分好嘛”。但邓小平在大跃进中的头脑发热和毛泽东不
完全一样，文革时候一个批邓的材料透露过：邓小平在动员大家参加大跃进时这
样说过，我们的女同志很快都可以抹口红，穿高跟鞋，打扮得漂漂亮亮。邓的“
城市情怀” 可见一斑。
邓接着对穆加贝说，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工农业减产
，市场上商品很少，人民群众吃不饱饭，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穆加贝听到这
段话时，一直皱着眉头，似乎有一种不完全相信的感觉。邓则继续自己的叙述。
穆加贝听得很认真。这使我想起念中学的时候，学校曾邀请过一位目不识丁的公
社老大爷来做忆苦思甜报告，他说着说着就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了起来，“我
父亲1960年饿死了”。老师提醒他“是1940 年吧”？他摇摇头，“不，不，是1960年
”。
穆加贝询问邓，中国是如何克服这种危机的。邓说，“那时，我们党和毛主席的
威望很高，这是长期斗争历史形成的威望。我们把困难如实地告诉了人民，‘大
跃进’的口号不再喊了”，穆加贝频频点头，他对毛泽东是非常尊重的。邓接着
说，我们采取了一些“比较切合实际的政策、步骤和方法”。邓用词精辟，六个
字：政策，步骤，方法，反映了他治国的一贯思路，治一个国家，除了战略要正
确，还要有与之配套的政策，轻重缓急的步骤以及切实可行的方法。“通过这样
的努力，到一九六二年，我们就开始从困难的情况中恢复，一九六三年、一九六
四年情况比较好”，说到这，邓停顿了一下，吸了一口烟，补充了一句：“但是
‘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根除”。
实际上，这段时期，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一批比较务实的中共领导人正全
力以赴纠正大跃进的错误，但与此同时，他们的努力也埋下了毛泽东对他们不满
的种子。英国前驻华大使伊文思曾对我说过这样一件事：1964年，邓小平参加锡
兰(后改为斯里兰卡)驻中国大使馆的一个庆祝活动，锡兰大使向邓询问毛泽东主
席的近况，邓说：“老人家最近一直在山上修改自己的诗词”。大使对这番话的
解读是：毛泽东的大跃进把事情搞糟了，现在由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来收拾残
局。因为暂时没有毛的干预，他们反而干得心情比较舒畅。邓小平的名言“不管
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也是在那个时候说的，目的是采取一切可行的
办法，摆脱一大二公人民公社的紧箍咒，尽快恢复农业生产。
我曾在另外一个场合替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做翻译，听她谈过这段经
历。她说：毛主席经常是这样的：当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这些人刚把
国民经济恢复起来，毛主席就在他们背上击一猛掌：你们又右倾了。讲这段话时
，王光美还抬起右手臂向下一甩，做了一个 “击一猛掌”的手势。
邓接着和穆加贝谈起了“文化大革命”。邓说，“一九六五年，又提出了党内有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后就搞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极端，极左
思潮泛滥。”邓讲“极端”和“泛滥”这两个词时的语气很重，还用右手食指在
空中点一下，以示强调。我后来注意到这是邓的一个习惯性手势，要强调一个论
点的时候，他总是用食指这样重重地点一下。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时掷地有声
地说：“不搞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用的也是这个手势。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说完这段话，邓停了一下，看着我，等我翻译。他也可能在思考着下面的谈话。
那一瞬间，我感觉邓的眼光里有一种愠怒，这种愠怒的目光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
中，这是一位饱经风霜的政治老人对左倾的深恶痛绝。我理解邓的这番话背后，
是中国已经丧失了多少发展的机遇呀，是包括邓自己家庭在内千千万万人民所蒙
受过的多少灾难呀！
“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从一九六五年就开始了，一九六六年正式宣布。从一九
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搞了整整十年”。邓把“整整十年”四个字拖得很长，给人
一种痛心之感。邓后来又多次说过历史给中国的机会不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文革”的十年，加上之前的极左，中国被耽误的时间太多了，邓心疼。邓接
着说，“党内的骨干，差不多都被打倒了，这场革命的对象，就是这些老干部”
。据统计，仅从1967年到1971年，北京秦城监狱直接关押的高级领导人就在500人
以上。因国家主席刘少奇案件株连而定为反革命判刑的就有2万8 千人。全国范围
内因文革而受到直接迫害的在百万以上，间接迫害的千万以上。“文革”对邓小
平也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邓这时缓和了一下语气，对穆加贝说， 1976年“粉碎
‘四人帮’以后，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纠正这些极左思潮”。
(五)
邓小平把余下的烟在烟缸里掐灭，带着一点自嘲，对穆加贝说：“吸烟这个习惯
不好，但我这个本性难改”。这也使谈话的气氛轻松了一下。 穆加贝微微一笑，
耸了一下肩，表示不介意邓小平继续吸烟。邓接着就开始谈另一个话题：防右的
问题。这无疑也是邓小平治国理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邓对穆加贝说，我们在反“左”的同时，也提出了“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主动地提到了1981年他和穆加贝那次不算十分愉快的会见，说：“我们
一九八一年见面时谈过四个坚持，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虽然邓小平已经81岁，但讲这四
项原则时，他是一气呵成的。这首先说明他的记忆力仍很强。1987年我再次为他
见穆加贝做翻译时，他也讲了这四项原则，但那次他是说一项，等我翻译完，再
说下一项，而且中间还有不少“这个，这个”。穆加贝后来还问我，中文中“这
个，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同时也感到这四项原则不是他随便说说而已的东西，而是老人反复琢磨过的东
西。就在会见穆加贝之前的一个星期，也就是1985年8月21日上午10点，邓小平会
见了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先生。邓当时对尼雷尔说了这么一段话：“我们总的原
则是四个坚持。问题是怎么坚持。是坚持那种不能摆脱贫困落后状态的政策？还
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好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比较快的发展
？”实际上，邓在许多不同的场合谈过这个问题。邓讲坚持党的领导，也提出要
大力改善党的领导。他讲坚持马列主义，也反复强调马列主义的本质就是实事求
是，就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研究和解决问题。至于社会主义，邓小平则赋予
这个概念以全新的内容。
谈话还在进行着。可邓接下来的一段话好像使穆加贝感到惊讶。邓是这样说的：
“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搞清楚，并没有完全搞
清楚”。穆加贝好像推了一下眼镜，似乎下意识地表现出了自己的某种局促，因
为穆加贝本人不久前满怀信心地提出：津巴布韦“要在马列主义指导下走社会主
义道路”。但现在邓小平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却说出了这样
坦率的话。实际上，早在1981年会见武侠小说大家金庸先生时，邓小平就轻松地
问过：“世界上有多少种社会主义？总有100多种吧”。并意味深长地说：“没有
定规么，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
邓接着对穆加贝强调了另外一个命题：社会发展不能超越阶段。邓说：“共产主
义是什么？共产主义是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共产主义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各
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没有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的”。接着
邓又说：“要实现共产主义，就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而社会主义的
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
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邓讲这番话也是一气呵成的，说明他
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熟悉。我可以想象当年毛泽东派他去莫斯科舌战苏共理
论权威苏斯洛夫时，一定也是欣赏这个小个子的思辨能力。但在马克思的学说中
，毛泽东最喜欢的就是“阶级斗争”四个字，而邓小平最欣赏的是经济基础决定
上层建筑的思想。对于邓小平，社会主义意味着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邓接着以遗憾的口气说：可是在一个相当长时期里，“我们忽视了发展，发展这
个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从一九五七年起，我们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拿
农村来说，到一九六六年的十年间，农民的收入没有增长多少。虽然有一些地区
，农民的生活比较宽裕，但是多数地区的农民，还处在贫困状态。文化大革命时
期，情况更加困难。”邓讲“没有增长多少”的时候，还摇了摇右手，以示强调
。
随后邓又转到了他最常谈的话题：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他特别提到了农村
改革的成功和城市改革的展开。“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
改革，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邓说。“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已经
见效了，农村面貌发生明显变化。有了农村改革的经验，现在我们转到城市经济
改革”。邓描述的这种改革方法后来在国际上又被称为“渐进改革”，与西方在
前苏联推行的 “休克疗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穆加贝在这次访问中，曾在不同的场合表示过担心：中国的改革开放可能会使中
国走向资本主义。现在当着邓小平的面，他还是秉承自己一贯的坦率性格，对邓
小平说：中国在第三世界的朋友都希望中国继续保持社会主义。在穆加贝用英文
说这段话的时候，邓划了一下火柴，又点燃了一支烟，于是空气中又飘起一丝淡
淡的烟味。等我译完这句话， 邓口气十分平和地回答：“中国的改革也好，开放
也好，都是坚持社会主义的”。邓还说：“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的现代化，还
有这个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但在这四个现代化的前面，有四个字，这四个字就
是‘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 讲完这番话，邓
的目光环视了一下整个会见大厅，好像在看大家是否听清楚了他的话。
邓小平的这段名言后来曾被一些人曲解。他们认为每推动一项新的改革措施都要
先问姓“社”还是姓“资”。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是一个整体概念，邓的基本
思路就是，通过各种办法，包括利用那些在资本主义社会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措施
，不断地增强和壮大中国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经过上海视
察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时，曾指着一台从国外进口的设备，幽默地问陪同人
员：你说这台设备姓“资”还是姓“社”？并自己回答：这台设备原来姓“资”
，因为是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现在姓“社”，因为在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对凡
事必先问姓“社”姓“资”，不能不说是一个恰如其分的讽刺。
邓小平然后又说了一段话：“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
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穆加贝频频点头。但邓马上接着说：“公有制包括
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这两种所有制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同
时，我们也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我们也欢迎中外合资合
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邓强调：“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
补充”。与传统的苏联政治经济学不同，邓大大拓宽了公有制的内涵。例如，农
村解散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包产到户，长期不变，这是一种新形式的集
体所有制。
对于穆加贝不甚理解的三资企业，邓小平也为他做了一个相当独到的分析。他耐
心地替穆加贝算了一笔帐：“一个三资企业办起来，工人可以拿到工资，国家可
以得到税收，合资合作的企业收入还有一部分，归社会主义所有”。好像为了说
服穆加贝，邓还补充道：“更重要的是，从这些企业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好的
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注意到邓在谈向外国学习
时，他关心的从来都不只是“硬件”，他也关心“软件”，特别是如何把先进的
管理经验学过来。另外，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种对三资企业的解释：他把三资企
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一项一项地剥离出来，这的确是高明的算法，这种算法也为
后来中国所有制的改革打开了思路。邓的思路无疑是超前的。
邓接着说：“这样做不会，也不可能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倒是觉得现在外国
投资太少，还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随后邓谈到了中国会不会出现两极分化的
问题。这也是现在国内争论颇为激烈的问题。邓当时是这样说的：“至于不搞两
极分化，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
算失败了”。看到穆加贝目光中还有疑虑的眼光，邓又自问自答地说道：“中国
会不会产生资产阶级？我看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
阶级”。今天不少人引用邓这段话，说既然今天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改革就算
失败了。这是一种颇为偏激的看法。回顾近30年的改革，邓小平的总体改革战略
已经基本实现，中国的迅速崛起，全世界有目共睹。虽然一个富裕的阶层已经出
现，但同时中国绝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有了巨大的提高。我
看了哈佛大学学者几年前在北京做的一个民调，虽然大部分人认为中国的贫富差
距拉大了，但同时绝大多数人也认为：在中国，通过自己诚实的努力，是可以改
善自己命运的。也就是说尽管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有些还非常严重，但中国
社会能够使绝大多数人感到这种最基本的公正。从世界的角度看，这是很不容易
的，这也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我曾问过我的印度、巴基斯坦、巴西、肯尼亚等发
展中国家的朋友，他们都认为他们的国家还做不到这一点。中国的另外一个巨大
进步就是国家的综合实力与日俱增，特别是财税收入的大幅增加，为下一步建立
一个更为富裕公平的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也正是邓小平所提倡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一个核心内容。(六)
邓关于社会主义的话题还在继续。
“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没有完全搞清楚”。换言之，
邓不仅认为中国过去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苏联等国家也没有搞清楚。邓
接着说：“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在
上世纪20年代采取的一些比较灵活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方法，包括把土地租给农民
，吸引外国资金和技术，开展对外贸易等。我后来查了一下，邓是1926年抵达莫
斯科学习的，在苏联整整呆了一年。虽然列宁已经去世，但1926年还属于新经济
政策的后期，邓在苏联期间可能亲生体验到了新经济政策的务实一面，体会到了
社会主义没有必要完全抗拒资本主义中有益的东西，而是要把资本主义中一切有
益的东西都拿来发展社会主义。
邓这段时间内在苏联学到的马克思主义，似乎比较接近马克思的本意，不像后来
从莫斯科留学回来的、言必称斯大林的王明。邓小平关于苏联新经济政策的话，
也不是随便说说的。我后来至少两次听他对外宾讲过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显示了
他对苏联整个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这段历史情有独钟，反映了邓本人的基本价值
取向。邓多次说过，这以后，“苏联的模式僵化了”，指的就是后来取新经济政
策而代之的斯大林计划经济模式。
邓接着非常诚恳地对穆加贝说：“穆加贝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们的经
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用。但请你们特别注意我们左
的错误。”邓提醒穆加贝注意中国走过的弯路。邓说，“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
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但这往
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观客观方面的情况，容易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
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急性病的错误。我们特别希望你们注意中国不成功的经验”。
好像怕对方没有听清楚。他又重复了一下：“我还是这句话，希望你们多注意中
国那些不成功的经验”。这时，邓略微停顿了一下，等我翻完这段话，他又补充
了一句：“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绝对不能照搬”。
时间飞逝，很快一个小时就过去了，双方都有言犹未尽的感觉。邓说，“我们的
同志编辑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里面是我的一些讲
话，有十二大的开幕词，不知你读过没有？”穆加贝坦率地摇摇头。并说，非常
想看看这本书。这时，我看到吴明廉已经走了出去，大概去布置工作人员赶快去
找这本小册子的英文版。据说礼宾司的一位小伙子马上要了车，赶去北京王府井
的外文书店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英文本，但却被告知书店无货。 后
来吴告诉我，外交部礼宾司的一位同事正好买了一本，准备和中文版对照学英文
的，还算新。礼宾司就把这本书要来，作为邓大人的“礼品”送给穆加贝了。
邓一生写的东西不多，但发表的谈话很多，他对自己谈话整理出来的书面文稿看
得很重。有一次我听他对外宾说，我的那个集子里对这个问题有非常准确的表述
。邓小平和他讲的道理实在都是很朴素的。穆加贝最后对邓说，“和邓主任的谈
话使我坚信中国仍然在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谈话结束后，两人站起来握手话别。穆加贝说：“我相信您一定能健康地看到香
港回归”。邓诙谐地说，“还要看马克思能不能批准”，在场的人都笑了。邓又
补充了一句： “可能还要和马克思谈判谈判”。大家笑得更厉害了。大概是一讲
到香港回归，邓自然联想到了中英之间为期一年多的谈判，联想到了和马克思也
要谈判谈判。邓小平的朴实、诙谐和幽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顾这些往事，感触良多。我常想，如果穆加贝能够记取邓小平当年给他的忠告
，也许津巴布韦今天就不至于陷入如此内外交困的境地。从1982年起，我以各种
身份，断断续续走访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距离观察过的中外政治领袖人物有
近百人，邓小平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邓公确实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一个改变
了中国，并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世界的人。我有幸在自己生命最宝贵的年华中与
这个伟大的生命有所交织，感受了他作为一个领袖的睿智和勇气以及作为一个普
通人的情趣，随后又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范围内，感受到了他的思想和智慧给中国
，乃至整个世界所带来的深刻变化和深远影响。谨作此文以怀念这位难忘的人。
posted by A13519 at 9:19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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