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八年>-- 周恩来秘书回忆录 2 --

这个时候，在大会堂只有总理和我知道林彪的下场

　 　从13日清晨到当天下午，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１１个大军区和29个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通报林彪外逃情况。他使用的是经过斟酌的语言：“庐山会 议第一次全会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去了！你们要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从现在起，立即进入紧急战 备！”我听到有的领导一下子没有领悟过来，还让总理重复一遍，总理只好耐心地一字一句地又重复了一遍。

　　总理指示外交部，要密切注意外电报道，抓紧确定和提出因林彪事件可能引起的对外交涉和所需的应对方案。毛主席不会在一线具体指挥，总理当然工作很紧张，嗓子都沙哑了，但谁能代替他呢？无论军队、地方，这时都会听从周总理的。

　 　得知林彪的专机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后，周总理立即命令李德生坐镇空军司令部负责指挥空军；派杨德中随吴法宪去西郊机场，“协助”吴法宪工作；并派纪登 奎去北京空军司令部，以便从多方面掌握情况。同时，他向全国发布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停飞所有飞机，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

　　总理还分别派李先念、华国锋等人到京西宾馆、海军司令部和总后勤部主持工作，以便随时掌握和报告情况。

　 　９月13日下午，总理让我通知总参的五位副总长张才千、阎仲川、王新亭、彭绍辉、陈健德到大会堂新疆厅参加政治局召开的作战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总理除 通报林彪叛逃的情况外，并拟定了向全军发出的紧急战备指示和对北京地区的军队部署、京郊机场的军管，对机动兵力的安排也作了布置。会上，周总理对五位副总 长提出要求，要他们坚守岗位，加强值班，他严肃郑重地说：“我现在考虑的第一是打仗，第二是打仗，第三还是打仗！”

　　当时的北京市负责人吴德后来回忆说：“当时，周总理是内防政变，外防侵略。”

　 　林彪乘坐的256号飞机出境后，总参、空军等有关部门报来的信息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在中蒙边界44号界桩两边的地域内，蒙军的雷达联络频繁，情况异 常。总理让我通知空军、通信兵和总参有关部门带相关资料和地图到大会堂东大厅汇报。总理对我方和蒙方的兵力部署、雷达分布看得非常仔细。经分析，初步认 定：这里蒙军雷达活动异常，与林彪座机出境有关。当时总理好像有一种预感：虽然没有飞机的消息，但蒙军这个地域的雷达联络频繁，说明这一地域有重大情况发 生。他提出，加强这个地域的资料搜集工作，认真进行分析，有什么异常情况及时报告。我参加这个汇报会时心里有些紧张。与会人员都不认识，而且只有总理一人 听取汇报，我一个人在里面招呼。我没有忘记张树迎的提醒，打破常规，坐在了总理身后离他最近的位子上。他看地图时，我也站在他的身边。一是怕他太累，身体 支撑不住，一旦有事，我可以快速反应；二是怕有心怀叵测的人有什么动作。后来，随着林彪叛逃专案审查的逐步深入，从有关材料中看到，那天参加汇报的人员 里，还真有空军的一个与“小舰队”有关系的人。

　 　９月14日中午，多项必要工作都部署完毕，73岁高龄的总理在人民大会堂里已连续工作达50多小时了。而且在那种形势下，总理也不可能安静下来吃一顿 饭。我们几个工作人员的神经也始终处于高度紧张之中。说实在话，当时只知道大会堂的灯一直是亮着的，不看手表的话，连白天、黑夜都分不清楚。我们多次劝总 理稍微休息一会儿，有什么消息我们及时报告就是了。总理终于同意了，医生给他服了安眠药，他就在西大厅西侧北端小厅的床上睡下了。张树迎、高振普、张佐良 和我四个人和衣而卧，躺在小厅门外的地毯上，但谁也没睡觉，谁也不说话，或瞪着眼睛，或闭目养神，估计几个人心里想的都差不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９月14日14时左右，我接到外交部王海容的电话，她说：“外交部收到一份我驻蒙使馆的特急报告，要送总理。”我说：“总理已经50多个小时没休息了， 刚吃完安眠药睡下，请你请示一下鹏飞同志，要不要叫起来。”姬鹏飞同志是外交部代部长，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不一会儿，王海容又来电话说：“姬部长说， 马上叫醒总理。”我即回答：“那好，我去叫总理起来。你现在就到大会堂北门来。”我对张树迎、高振普、张佐良说：“外交部有紧急报告，要叫总理起床。”

　　不一会儿，王海容到了大会堂北门，我接了报告，请她进来休息一会儿。她说：“不用了，要马上回部里。”

　 　我拿着这份装在牛皮纸大信封里的报告急奔北小厅。总理已经起床了，穿着睡衣正在卫生间洗脸，看我进来，马上甩了甩双手上的水珠，用毛巾擦了擦手。这时， 我已把信封内的报告掏了出来，递到总理手上。开始，只见总理眉头紧皱，随着目光在文字间移动，脸上的紧张神情逐渐舒展开来。我看到他拿着报告的双手在微微 颤抖。突然，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着我，兴奋地说：“好！好！你看，摔死了！摔死了！”我见总理这么兴奋，马上从他手里接过报告粗略地看了一遍，记住了 如下内容：一架中国喷气式军用飞机，于13日凌晨２时30分左右坠在肯特省贝尔赫里县境内，机上共有９人，全部死亡……在我看报告的时候，总理对我说： “我要到118号房间主席那里去报告，你也跟着我。”说完，总理换了衣服，带着高振普和我向大会堂118号毛主席住处走去。当穿越一道走廊，到了一个小门 时，总理对我说：“小纪，你留在这里等我，我回来一起回去。”

　　总理想得多周到啊，这个时候，在大会堂只有总理和我知道林彪的下场，他担心我兴奋起来，或是熟人问起来，在没向毛主席报告之前，把这振奋人心的消息散布出去，于是，让我在这里等他。我看了看，这个走廊很长、很高，一个人也没有，真有点瘆人。

　　约二十来分钟后，总理回来了。我看他步履轻松多了，紧蹙的眉头也舒展开来。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召开政治局会议宣布了林彪叛逃、折戟沉沙、机毁人亡的消息，并宣布在大会堂的政治局委员可以回家了。

　 　林彪集团的重要成员、政治局委员、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听到这个消息，离开大会堂比谁都快，急忙往家赶。总理立即叫我把他叫回来。我在大会堂 北门下台阶的地方追上了黄永胜。总理和他又谈了二十多分钟他才出来。后来得知，他回家后就烧罪证材料，把一个铜盆都烧裂了。

　　对于黄永胜，我在“九一三”事件后曾听总理说过：“从北戴河事情发生，我就让他始终跟着我在大会堂，我给各大军区的领导通电话，也让他听着。黄永胜当时没敢轻举妄动，也没有主动交代自己的问题，直到９月24日，中央决定，把他和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一起离职审查。”

　　14日19时左右，总理回到西花厅，首先见了大姐。接着，他继续处理林彪外逃后的有关问题。等到终于躺到床上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但他仍然没有入睡……

　 　大会堂如此紧张的几个昼夜，整个北京城及全国各地依然保持着往日的平静。在还没有接到我驻蒙使馆的紧急报告之前，总理除不断了解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外，还 带上卫士和我坐车到广场四周转了一圈。看到庆祝“十一”的游行队伍正在照常训练，他心里坦然了一些。他也许在想，只要国内安定，外患岂能乱我中华。

　 　“九一三”事件后，毛主席说过：“林彪他们搞反革命政变，谁晓得？”周总理也说过：“林彪外逃，既在预料之外，也在预料之中。”“出了林彪事件，出现这 么一个结局，谁也没有料到，谁也无法导演。林彪之死，真是天造地设，是必然的结果，偶然的出现。”“林彪这个人一辈子不能批评，一批评就消极。所以林彪摔 死了是偶然的，但他的失败是必然的。”董必武说得更确切，他说：“林彪外逃，机毁人亡是最好的结局。”

wuhy 2007-11-27 00:26

“文革”初期，周总理经常通宵达旦地接见红卫兵代表。

“我难啊，难的不仅是林彪”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同志曾两次问我：“小纪，总理在林彪叛逃后曾对国务院的几位领导说，‘中央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难啊！难的不仅是林彪。’总理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里闪着泪光。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理解？”

　　我说：“还有几个人呗。”

　　他又问：“还有什么？”

　　我没有回答，只是笑了笑。他也笑了笑，说了句：“总理是不容易啊！”其实，我知道他要听什么，他也知道我明白，但谁都没有明说。

　　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对总理在工作和政治生活中，在身体和精神上的“苦”和“难”是深有体会的。这种“苦”和“难”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一是累，二是气，三是忧，四是愤。

　 　他的“累”，是因为中央日常具体工作毛主席平时很少管，林彪根本不过问，而大量的事情由总理一人承担。包括每周都要召开的几次政治局会议，也由总理主 持，然后向毛主席和林彪写出报告。林彪叛逃后，毛主席明确中央的日常工作由周总理主持；军委的工作由叶帅主持，重大问题向总理报告；国务院的工作由李先念 副总理主持。但实际上总理的工作一点也没有减少，反而更忙更累了。由于身体长期超负荷透支运转，总理的病情不断加重，又不能及时治疗，不断便血，身体日渐 虚弱，有时深夜开会回来，两条腿迈得是那样地沉重。直到1975年12月31日——也就是在他去世的前7天的中午12时，他躺在病床上，才用微弱的声音对 我们真正说出了“我累了”这句话。他的累不仅是身体上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那种来自多方面的、心上的“累”，才是最累的，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甚至难以想像 的。

　 　他的“气”，主要来自林彪、“四人帮”两个集团的人发难、捣乱，找茬儿、诬陷。林彪很少参加政治局日常工作会议，叶群大多是会议没有结束就离开。等会议 结束，已是深夜时分，她就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问这问那，一打就是好长时间，让总理去卫生间的时间都没有。林彪叛逃之后，“四人帮”更加张狂，不仅加快了 夺权的步伐，还对总理百般刁难，有意地与总理斗气。江青等人，遇到对他们不利的工作能推就推，不能推就拖。文字改革本来是张春桥分管的工作，他说不懂，硬 是把文件给总理退了回来。江青想见的外宾，中央不安排她接见，她非见不可；安排她见的，她却称病不见。他们从精神上折磨，在工作上施压，妄图把总理置于死 地而后快。

　 　他的“忧”，主要是为国家的前途担忧，为党的团结担忧，为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担忧，也为保护老干部担忧。他既要保护没被打倒的同志不被打倒，不但要 提醒他们如何“避险”，有时还亲自到现场坐镇保护；又要为已被打倒的同志寻找机会、创造条件，把他们“解放”出来工作。那时，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什么 时候能结束心里也没底，对国家什么时候能消停下来也没法预测，工作不知怎么干才好。有时候也只好摇头、叹气而已。

　　他的“愤”，表现在对林彪、江青一伙进行的多种形式的斗争中。他曾批评陈伯达无组织无纪律；他曾指责江青诬陷护士害她，是胡闹；他曾把批极“左”的材料愤愤地摔在地上；在林彪座机飞越我国边境，至死不回头后，他狠狠地扣下话机，说林彪是叛徒……

　 　就是在这种苦和难的情况下，身体的衰弱、精神的痛苦，在同时折磨着他。但他还是顽强地支撑着。甚至在受到极不公正的批判的时候，还写信给有关部门，“建 议”和“希望”他们尽快对某个国家发生的事变提出应对方案。作为总理，这本来是他职权范围内的事，但由于他处在被错误批判的情况下，他的权力暂时被剥夺 了，可他又不忍心看着这些事不管。当时总理还得把给毛主席的报告和王洪文一起联名签署上报，就是这样，他仍然坚守不懈，决不放弃手中人民给予的权力。放弃 工作、放弃权力，是“四人帮”巴不得的事情。

　 　当时的中联部部长耿飚曾经回忆过这样一件事：1974年“一·二五”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后的一个傍晚，他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办公室，向总理谈起中联部 运动的情况，认为有人无中生有，借题发挥，江青在“一·二五”大会上点了他的名，他想辞职不干了。周总理听后说：“耿飚同志，我送你三句话。第一，人家要 打倒你，不论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赶你，不管他怎样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他怎样整，你自己不要死。”这几句话让耿飚豁然开 朗。实际上，这也是总理自己心声的表露。

　 　作为国家的总理，政治局常委和“十大”后党的副主席，他所处的特殊位置，让他集党政军日常工作于一身。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对上必须服从，对几种力量必须 平衡。在不同的时期，总理有时候只能在“屈就”中去抗争。为了不在斗争中“崩盘”，有时就得忍，在忍中去寻找时机。林彪叛逃后，“四人帮”更加猖狂，公开 向总理发难。这中间，还有党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如康生等，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他们的狡诈和诡秘也很难防范。鉴于党和人民利益所系，斗争和大局的需要， 总理不得不巧妙、策略地周旋，有时也还不得不痛苦、违心地选择。这才是总理说不出的“苦”和“难”。

　 　在“文革”中，总理既要注意多种力量的平衡，又要同他们进行多种形式的斗争，还要灵活策略地执行毛主席的想法和指示，又要尽力维持国家政务和经济工作的 正常运转，让老百姓能够吃饭穿衣，生产生活，真是费尽了心血，倾尽了智慧，有时真是左右为难。就是这样，还不知什么时候，就要受到“四人帮”的攻击和毛主 席因误信“四人帮”的诬告而对他的批评。

　 　有人曾问过我，毛主席和周总理还有其他领导人，平时相互往来是不是很经常、很随意，像串门、走亲戚一样？我到总理身边工作后，感觉到毛主席与周总理之间 的联系沟通，大体上有这么几种方式：一是写信，书面来往，这是最主要的方式；二是通过联络员传话，这种情况也不少；三是总理同毛主席处通电话（或写信）， 事先预约；四是利用陪毛主席会见外宾的机会报告请示一些事情；五是在毛主席召集会议或约见的时候。据了解情况的同志讲，以往毛主席召开会议，总理都提前到 一会儿，后来就逐渐变为政治局委员到齐后，总理在前面和大家一起进去了。这样，领导人之间就不像战争年代那样可以随时进行交流了。当然，这与进城后，工作 环境、工作分工和工作方式、工作时间、生活习惯都发生了变化有关。加之，后来几年毛主席身体也不太好，所以，总理见主席并不像一般人想像的那么随便了。 １９７４年底，重病的总理坐飞机到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四届人大人事安排，两人长谈到深夜，这是难得的，也是少有的。我们听说后，感到非常惊讶和兴奋，两位老 人家能这样促膝长谈太好了。当时，我们心里真的好像松了一口气似的。

　 　我们感到，总理有时候对毛主席的批评也弄不清是什么原因。毛主席事先也没有和总理谈，像“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等， 总理开始也是一头雾水。我看到总理有时真无奈，真不知怎么做才好，怎么做才对。有一次总理给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在接待一位国家元首时，有些事情没有 安排好，以后注意等等。32开的一页纸，就是几句话，说的完全是工作程序上的问题。毛主席在上面用红铅笔批示：这是技术问题，要注意政治。我觉察总理看了 这个批示，也有点莫名其妙。

　 　总理的这种“苦”和“难”的处境，高层领导都能感觉得到，只是谁也不愿说，不便说，也不能说。总理当然更不会说，也无处说，再苦再难，他也只能忍着，只 能一个人独自承受。在那左右为难、苦撑危局的日子里，不是亲身经历、亲眼所见，根本无法想像总理在精神和身体上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政治上又冒着多么大的 风险。相忍为党，相忍为国，这个“忍”字的含义是多重的，意蕴是深刻的。

封疆大吏 2007-11-27 10:26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wuhy 2007-11-28 07:06

“文革”时期，周总理靠在床头办公时使用的带倾斜面的小炕桌。

总理写错了一个信封

　　我曾经偶然看到了总理为排解内心苦闷、艰难情感的一个侧面。

　　那是１９７０年夏天庐山会议之前。一天下午，总理正在休息，我到他的办公室整理文件，无意中看到办公桌上一张３２开的白纸上，总理用铅笔写的几句戏文：

不公与不干（西厢记）

做天难做二月天，

蚕要暖和参要寒。

种菜哥哥要落雨，

采桑娘子要晴干。

　　读着它，我眼睛禁不住湿润了。那时独自站在总理办公室里的心情，至今仍记忆犹新。对我来说，那是一件刻骨铭心的事。

　 　其实，在“文革”的特殊情况下，总理有多条道路可以选择，总理毫不犹豫、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最难走的一条路。总理曾经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 入苦海，谁入苦海？”在“文革”期间，他在“地狱”和“苦海”中“履薄冰”、“临深渊”，承受着无比的煎熬。为此，他历尽了艰辛，倾注了智慧，耗干了心 力，也摧垮了身体。即使是在受到最不公正的抨击时，在毛主席连续批评，政治局会议严肃批判，“四人帮”疯狂围攻的艰难时刻，他也不逃避，不退缩，而是忍辱 负重，坚持斗争。我同意有的人说的：“文革”中，多亏了有周总理站在毛主席身旁支撑着共和国的大厦，这是中国人民的幸运。

　　敢于承认并公开别人不知道的缺点和错误的人，是心地纯洁、胸怀坦荡的人，是堂堂正正、无私无畏的人。周恩来就是这样的人，而且一贯是这样的人。

　　被周恩来称为地下工作者“三杰”之一的熊向晖写过一本回忆录——《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书中写到这样一个情节：

　 　“汽车声响，周恩来推门走进。他关上门，拉着我坐在沙发上。他皱皱眉头，说，我一不小心出了事故。７号我坐马歇尔的专机去延安，研究东北停战问题，忙着 开会，把你在南京的住址写在小本子上。前天开了一夜的会，一直开到昨天上午去机场。天气热，我没有穿外衣，把小本子放在贴身衬衣的口袋里。我回南京还要谈 判，在马歇尔的专机上躺一会，一睡就睡得很死，飞机在南京降落，我还不知道，同行的同志把我叫醒。下了飞机，回到梅园新村，发现小本子不见了，肯定是在我 睡着的时候颠了出来，溜到马歇尔专机机舱里。小本子上记了几件无关紧要的事，唯一重要的是你在南京的住址。按照秘密工作的做法，本来应该记在脑子里，我一 时粗心，写在小本子上，还写了一个‘熊’字。我原来以为放在身上衬衣口袋里很保险，可是衬衣口袋没有扣子，匆匆忙忙下飞机，也没有注意检查，造成严重事 故。我已经打电报报告中央，作了初步检讨，请求处分。”

　　“我顿时感到震撼，倒不是由于他丢了小本子，而是由于他对这件只有自己一人知道的事，毫不规避，如实报告中央，还作检讨，请求处分。更使我想不到的是，他是中央最高领导人之一，竟向我这个普通党员和盘托出。他的真挚坦诚的态度和伟大崇高的品德深深震撼了我。”

　　熊向晖感受到的这份震撼，几十年后，有一件事同样震撼了我。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中旬，林彪叛逃的“九一三”事件后一个月左右，一天上午，总理从前一天下午起床后就接连开会，批阅文件，处理其他事情，到他离开办公室去卧室办公时，已经连续工作了１７个多小时。

　　突然，总理在卧室打电话让我进去。总理这个时候叫我们到卧室，一般有两种事情：一是去取他已批阅完的文件；二是临睡前向我们交代要办的事情。我像平时一样，拿着准备记录的小本子和铅笔，快步赶去。

　　我进门后，看到大姐也在。总理靠在床头上，那张特制的小木桌架在双腿上面。

　　我站在总理面前说：“总理，您叫我？”

　　总理没有交给我批阅过的文件，没有交代我其他要办的事情，也没有要睡觉的意思。只听他郑重、严肃地对我说：“我和你说件事情。”

　　他拿起一个１６开大牛皮纸信封，对我说：“你看，我写错了一个信封。”

　　我接过来一看，信封上用铅笔写着：

　　呈主席、林副主席批示　周恩来　一九七一年十月×日。

　　林彪叛逃之前，总理给主席和林彪写报告，通常都是这么写的。我看完后，并没有感到十分惊奇，我立即意识到这是总理在极度疲倦状态下出现的笔误。因为在“九一三”事件后，总理给毛主席写的报告很多，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总理等我看完，又说：“我给主席写完报告，写信封时有些迷糊，写错了。我和大姐说后，叫你过来，就是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你，让你知道，注意以后帮我把好关。你现在就把这个信封毁掉。”

　　我也很郑重地回答：“好的。”说着，就把信封撕碎，扔进了废纸篓。

　　说真的，我撕着信封，听着总理对我说的话，心里热乎乎的。我为总理对我的信任深深感动，也对总理的坦诚由衷地敬佩。

　　总理还叮嘱我说：“这件事，到此为止，咱们三人知道就是了。”

　　我说：“记住了。”

　　总理又重新写了一个同样大的“呈毛主席阅批”的信封，并把已写好的报告交给我，嘱我发出，终于准备睡觉了。

　　我经历了和熊向晖同样的感动和震撼。我希望把这件亲身经历的事情告诉世人：这就是心地一贯纯洁，胸怀一贯坦荡的周总理。

wuhy 2007-11-29 07:00

总理办公室内用来放文件的单人床。

周总理的一次“国骂”

　 　“文革”开始，周总理就对林彪、江青一伙的极“左”思潮、极“左”情绪、极“左”行为进行着尖锐的斗争。九届二中全会后，特别是“九一三”事件后，总理 敏锐地抓住这个时机，对极“左”思潮开展了全面深入的批判，并且结合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地纠正“文革”造成的错误。批判极“左”的行 动，开始时毛主席是同意的。因为林彪事件的爆发，毕竟让他有所警醒。但随着批判极“左”的深入，势必要否定“文革”的理论和实践，这是毛主席绝对不能允许 的。江青一伙对批判极左思潮更是极力反对。因为林、江本来就是一丘之貉，只是各自目的不同而已。这些靠“文革”发家的野心家，对总理早就怀恨在心，不断寻 找机会向总理发难。特别是1973年8月，党的十大召开后，王洪文当上了党的副主席，张春桥当上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当上政治局委员，江青一伙的势力 得到加强，开始结成“四人帮”宗派集团，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地向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干部疯狂反扑。

　 　正当这个时候，《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于1972年12月5日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表示“很同意”周总理关于要批透极左思潮的主张，认为批极左不仅 符合机关内部的实际情况，在舆论宣传方面也同样适用；信中还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反对批极左的情况。王若水写这封信是勇敢正义之举，但当时却引起了轩然大 波。

　 　毛主席认为：王若水那封信不对，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这使一直坚持抵制、批判 极左的周总理纠正“文革”错误的努力出现了转折和反弹。在这之后的日子里，大张旗鼓地批判极左思潮是不可能的了。周总理只好把批极左贯彻在实际工作中，并 把声音放低。

　　从此开始，总理的日子也不好过了，厄运一个接一个而来，特别是1973年7月到12月，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毛主席连续三次批评周总理。这在客观上为“四人帮”向周总理发动进攻鼓了气，壮了胆，提供了机会和条件。

　　我这里只讲第一次周总理挨批评时发生的一件事：

　 　1973年6月，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访美，同尼克松签订了《苏美防止核战争协定》等文件。对此，外交部写的《新情况》第153期简报提出：这是美苏合 作、欺骗世人，妄图主宰世界。周总理同意这种看法。但毛主席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因此，他找王洪文、张春桥等人谈话，指出：“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 人满意，我常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了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然后，毛主席要王、张管管外交部的 事，并说：“你们年纪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上了他们的贼船。”“要跟线不跟人。”“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 讲。”又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

　　这些话，毛主席没有和总理直接谈，总理是在会议上听其他人传达的。我当时看了周总理的会议记录，头都觉得膨胀了，简直有些发蒙，不知道还会有什么样的厄运等着总理。

　　这期间，我们很注意观察总理的心情。我没有看出总理有什么异常的反应。他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把毛主席的批评在会上作了传达，主动承担责任，并作了检讨。

　 　回过头来，说王若水的那封信。当时总理看过信和其他有关资料，批示给政治局传阅后，就把材料和信交给了我。我把它们和毛主席批过的其他文件一起装在专门 文件夹里，放在了总理办公室单人床头的一个茶几上。这个单人床是为总理临时休息准备的，我到西花厅时，总理已没有时间休息了，床上放满了文件。这个位置既 明显又独立，不易同其他文件混杂，找起来方便。

　　就在毛主席批评外交部“153期《新情况》”的时候，总理让我把王若水的那封信重新拿出来，他要看。

　　我记得那天，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样片刚刚放映，中直机关组织各单位包括各领导处的工作人员观看。那天总理休息得晚，我估计他起床要到下午5点以后，我便和钱嘉东商量了一下，我先去看电影，他晚上再看。

　 　下午，天空阴沉沉的，非常闷热，看来要下雨了。电影下午2点开始，一点半的时候，我骑车往中直俱乐部奔去。开演后，约摸过了十分钟，忽然听到广播：“总 理值班室纪东赶快回去，有车在门口等你。”真巧，电影放着，对话、音乐响着，我竟然听到了广播。我马上站起来，直奔门口。出门先看到的是倾盆大雨，听到的 是隆隆的雷声，接着，看到邓大姐的司机王炳文坐在吉姆车里向我招了招手。我上了车，车直奔中南海西北门而去。雨很大，视线很差，我问王炳文：“这么急，什 么事啊？”

　　他说：“总理找你。”

　　车到西花厅，看到钱嘉东，我问他什么事？他说：“巧了，你刚走一会儿，总理就起床了。找你，没说什么事。”

　 　我马上到总理办公室去。总理没问我干什么去了，直截了当地说：“把王若水的那封信和有关材料拿来。”和平时相比，总理的声音和情绪好像有点不大对劲。我 也不知道总理这个时候叫我回来找这个文件是什么意思。我平静了一下心情，嘴里答应着：“好的。”便顺手从那个小茶几上把毛主席批示过的登载那封信的《人民 日报情况汇编》和有关材料拿了出来，递到总理的手里。

　 　总理从第一页开始，一页一页翻看，翻得很快，看得也很快。几份材料翻完，猛地朝办公桌上拍了一下，劲儿很大，连桌上的茶杯都跳了一下，接着，把文件 “啪”地朝侧右后方摔去，我听到一句：“妈的，怎么不是极左，就是极左嘛！”声音不大，但每个字我都听得清清楚楚。我看到总理双眉紧蹙，两臂放在椅子扶手 上，上身靠着椅背，两眼怒视着窗外。

　　那几份材料散落在地上，我赶紧把它们一份一份捡起来，按顺序整理好，放在总理办公桌的左边，然后，悄悄地退了出来，轻轻关上门，小心翼翼地离开了总理的办公室。

　 　看到总理如此生气，我有点不知所措，我从来没有看到总理这样发过火。可静下心来一想，我反倒有了几分高兴：总理平时忍了太多苦太多气了，这次能这样“发 泄”一下，心里也觉得酣畅痛快。我总觉得总理应该这样，有什么气、什么委屈，在家里、在我们面前发出来。特别是在他已经重病在身的时候，发出来比闷在心里 好。

　　这次，总理让我把半年前的文件找出来，肯定又是“四人帮”旧事重提，对总理批判极左怀恨在心，利用毛主席不同意外交部那期简报的观点，并让召开政治局会议对总理进行“批评帮助”的机会，进行报复。

　　总理的那声“国骂”是我在老人家身边工作几年里听到的唯一的一次。可见，他精神上的痛苦煎熬已经到了不能再忍受的地步了，内心的愤怒已经压抑得无法再压抑了，才终于这样发泄出了一点。但我感到，就在那一刹那、那一瞬间，他也仍在尽量控制着自己，仍在忍着。

　 　总理的“忍”，不是软弱，而是他的党性修养，大局意识。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使他不得不“忍”。是肩上的责任，使他在一般人难以忍耐的情况下，仍然咬牙 忍着，不然，在那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天下大乱的年代里，没有这个“忍”字，那个“忍辱负重”的“重”，他怎能担负得起啊！

　　过了一会儿，我找了个理由又走进他的办公室。老人家已经平静下来。他像往常一样，看了看我，我递上了一份要批的文件……

　　说来也巧，这时正是雨过天晴：苍穹如洗，一片瓦蓝；满院葱绿，松柏盎然……

wuhy 2007-11-30 07:38

周总理与陈毅、贺龙、陶铸等人在批斗会上

“不能用极‘左’批判极‘左’”

　　“文革”当中，周总理不仅要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斗争，同时还要应对康生、陈伯达等心术不正的“秀才”们的捣乱。对不同的人，周总理有不同的斗争方式。

　 　陈伯达曾是中央“文革”的小组长，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又当上了政治局常委，这个一直自称是“小小老百姓”的人，当时真是红极一时，并且有点得意忘形。 “九大”后，林彪集团的势力逐渐增强，善于“跟风”的陈伯达也开始向其靠拢，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他与林彪紧密配合，并带头发难。对于这种人，总理批评 起来是丝毫不留情面的。我曾看到总理两次在电话中严厉批评陈伯达不听招呼、无组织无纪律的事。

　 　一次是在１９６９年９月２日下午，中央决定：由政治局的领导接见一下在北京办的内蒙古自治区两派的学习班。陈伯达接到通知后，给总理打电话请假。总理正 在办公室给我交代事情，我听到是陈伯达的电话，就准备离开。在总理身边，一般情况下部长以上的领导来电话时，我们需要回避，但这时总理却招招手让我留下。 我听见总理在电话中说：“接见内蒙学习班，你还是要参加的。……你有点头痛，你一直有这个毛病，注意休息一下就好了嘛。还是要参加接见。”总理耐心地劝说 陈伯达。我听得出来，陈伯达还是执意不肯去，坚持要请假。总理的表情越来越严肃，声音也越来越大了，对他说：“我这样劝你，你都不听。‘九大’刚开过不 久，我们要求下边团结起来，你是政治局常委，接见他们是给下边的同志做表率。这样的场合你不出席，让下边的同志怎么看待我们？让下边感到我们上面都不团结 嘛！”

　　陈伯达还是没听进去。总理有点火了，严厉地说：“接见内蒙学习班，是政治局研究决定的，你必须参加，这是大局。这样给你说，你还不听！你还讲不讲组织纪律？”总理又重复了一遍，然后扣下了话机。

　　我另一次听到总理批评陈伯达是在１９７０年５月，也就是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前三个来月。

　 　当时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去苏联访问，朗诺在柬国内发动政变，西哈努克访问结束后，留在了北京。中央决定于５月２１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群众大会， 以示对西哈努克的支持。这时，陈伯达正在华北视察，并到处煽风点火，地方政府和部队反映都很大。后来的批陈整风汇报会上，中共３８军党委揭发陈伯达反党罪 行的报告，就有厚厚的一大本。１２月２６日，毛主席还作了批示，指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政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 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和华北地区的太上皇？

　　这次电话是通过３９局总机直接找陈伯达的。总机接通时，总理正在批文件，我便拿起话筒，总机说：“陈伯达同志的电话来了。”我把话筒递给总理后，拿着他批阅过的文件准备离开，可总理又招手不让我走，我只好又留了下来。

　 　总理拿起听筒说道：“伯达同志，你现在在哪里？为什么还不回来？５月２１日要在天安门广场开大会，你又要请假？”陈伯达说了什么我听不清楚。只听总理又 对他说：“你不要在下面跑了！赶快回来。”陈伯达大概又说有些事情没完，回不来之类的话。总理说：“你在下面不管有什么事，也得赶回来参加大会。”陈伯达 又说了几句，总理严肃起来，说：“你必须回来。还有没有组织观念和纪律性？就这样定了！”说完，总理扣上了电话。

　 　林彪叛逃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广大群众对“文革”中的极“左”表现深恶痛绝，纷纷声讨，列举了林彪大量的事例和罪状进行揭发批判。有的地方和单位把 林彪的讲话、小册子等收集起来焚烧，以示与极“左”思潮划清界限。有的人甚至认为，林彪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反动的，谁要再说出林彪讲话中引用的成语典故都像 是没划清界限似的。这种认识在当时是不奇怪的。这种情况的出现，正说明了极左思潮影响之广，毒害之深，肃清极“左”思潮并非易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肃清 极左思潮的必要性。

　 　当我把这方面的情况向总理报告后，他说：“不能这样做。批判极‘左’思潮主要是从思想上肃清，提高认识，从它的具体表现形式上进行清理。但也没有必要把 林彪讲话的小册子都烧掉。林彪讲话的小册子，一是可以作为批判材料使用；二是可以收集起来送造纸厂造纸。烧掉，从物质上来说太可惜了。极‘左’思潮是烧不 掉的。林彪的讲话，也不是每句都是错的。每句都是错的，它就没有阴暗和蒙蔽人的一面了。关键是认识他的观点、主张、目的和真正的实质。至于林彪讲话中引用 的成语、典故也不能再用了，那更是笑话了。比如‘础晕知雨’，林彪讲话中用过，但这个成语是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实践中得出的符合实际的结论，也不是林彪的 话，也不能因噎废食嘛！这个问题，值得引起重视，不能用极‘左’批判极左嘛！”

　 　有一位受“四人帮”影响很深的人，不知从什么途径把林彪在老家上小学时的作文本找了出来，送给江青。江青看后，同意下发全国，作为反动材料进行批判。林 彪上小学时受的教育当然是孔孟之道，写出的作文也有孔孟的思想、观点，这并不奇怪，更不稀罕。江青却认为是抓住了林彪的罪证，想以此大做文章。总理批阅这 个文件时，不同意江青的观点，更不同意把作文作为反动材料下发批判。他还对我说：“这不能说是林彪的罪状，那时他还只是个几岁的孩子，当然会按老师的要求 去写，他受的就是那种教育，我们小时候，也都有这个过程嘛！一个孩子，在他的世界观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写的作文怎么能下发作为罪行材料去批判？滑稽！”

　　由于总理不同意江青的意见，避免了一场“滑稽”闹剧的发生。

　　１９７５年１月１３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隆重开幕。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仍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张春桥也当上了副总理，排在邓小平之后。他这个时候，还是政治局委员，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四届人大成功召开和胜利结束，使“四人帮”篡夺国家领导权的阴谋受到沉重打击。他们不甘心失败，对周总理批判极“左”思潮一直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３月１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张春桥借讲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机会，提出批判经验主义的问题，并露骨地指责１９７２年开展的对极 “左”思潮的批判，是“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同一天，姚文元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中，歪曲地引用毛泽东１９５９年写的一段话，强调“现 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江青把反“经验主义”的问题，正式提到中央政治局会上，要求进行讨论，并主张“交锋”。张春桥、姚文元和江青同一时间，同一调 子批判经验主义，是明目张胆地把矛头指向周总理，正像小平同志所说的：很明显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反总理的行动。

　 　为了制止“四人帮”的嚣张气焰，总理强忍病痛，起草了有关学习和政治局工作程序等问题的意见稿。５月２７日，总理致信张春桥。信中说张春桥早在批林整风 期间，就已经流露出批经验主义的思想，并严厉指出：“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指周总理就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传达毛主席指示 写给全体政治局成员的信，张春桥认为总理的信中，有些话不确切，并以此为自己辩解。——作者注），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 要’的教导的。”

　 　这封信从张春桥那里退回后，总理交给我们，放在西花厅办公室。我看后，才真正意识到总理等同“四人帮”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好在， 总理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不然，以周总理为首的正义力量为减少“文革”造成的损失，医治林彪、“四人帮”给国家带来的创伤而付出的努力就要付诸东流，“天 下大乱”就要更乱，不知有多少人，特别是那些老干部又要遭受更大的灾难……局势暂时稳住了，“天下大乱”没有更乱，可是总理的身体却更加虚弱了，更加消瘦 了。可以想见，他每出席一次会议，每会见一次外宾，每找人谈一次话，每给毛主席写一份报告，他在精神上、在体力上，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但他仍然不放弃斗 争，尽管死亡随时威胁着他的生命！

wuhy 2007-12-01 09:21

周总理总是以实际行动表明支持老干部的立场，这是他与叶剑英在一起。

抵制权势 顾全大局

　 　１９７２年批林批孔的时候，在中国科学院西山植物研究所工作的陈云同志的夫人于若木因为看不惯江青的一些作风，便在学习的时候批评江青，说她到哪里都摆 派头，都要挂墨绿窗帘等。这下子可不得了，研究所的造反派不干了，认为于若木胆敢反对江青这位“文革”旗手，对她进行隔离审查。即使在那种形势下，好心人 也总是有的。于若木被审查不久，就有人给周总理写信反映这个情况。那天总理正在院里散步，我拿着信向总理报告：“陈云同志的夫人于若木同志在单位被隔离审 查了。”

　　总理问：“为什么？”

　 　我把信的内容汇报了一遍。总理一听就火了，气愤地说：“人家说得没错嘛！江青她就是这样嘛！这是事实，既然是事实，为什么怕人家说？”总理让我马上给刘 西尧同志打电话，立即解除隔离，让于若木同志回家。刘西尧是负责总理与科学院之间联系的联络员，我把总理的指示传达给他后，他坚决地回答：“请向总理报 告，我马上办。”

　　在总理的直接干预下，于若木躲过了这一劫难。不然，要是那些话传到江青耳朵里，还不知于若木要受怎样的折腾呢。

　　对江青的无中生有、歇斯底里，总理也曾经当面批评制止过。

　　１９７２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总理去人民大会堂会见外宾，并交代我们说，会见后，回家来办公。下午４点左右，我接到江青的秘书打来的电话，说：“江青同志说护士小赵要害她，在给她吃的药里下了毒，小赵是现行反革命，要抓起来。江青同志让把这一情况报告总理。”

　　放下电话，我心里想：江青以前还说过她的警卫员是反革命呢，护士要害她，这怎么可能呢？况且总理正在大会堂会见外宾，总不能这个时候拿这样的事去干扰总理吧。

　 　我写好电话记录，准备着总理回家再向他报告。可左等右等，直到６点多钟，总理还没回来，我心里有点发毛了。现在去报告吧，已经过去几个小时了；等总理回 来报告吧，又怕时间拖得太长，江青又找茬儿。这可怎么办？正当我坐立不安的时候，我接到外交部的王海容从大会堂打来的电话，说总理会见完外宾，又把外交部 的同志留下来谈事情，并问我是否接到过江青秘书的电话。

　　我急忙回答：“接了。”

　　她说：“总理让你马上到大会堂来。”

　 　放下电话，我心里直扑腾，看来这下子闯大祸了。电话耽误了这么长时间，怎么向总理交代啊？江青找茬儿整人是不择手段的，也是有先例的。不知这回要怎么 样。害怕归害怕，但还得硬着头皮去见总理啊。豁出去了，不管怎么说，认了！我向交通科要了一辆车，带着电话记录直奔大会堂。

　　总理还在福建厅同外交部的领导们谈事情。

　　我在会场外等着，心里忐忑不安，但脸上还尽量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约摸过了一刻钟，福建厅的门开了。我想：得站到能让总理马上看见我的地方。于是，我站起身往门口走。离大门还有五六步的时候，总理出来了。果然，他一眼就看见了我，但他没理我，没说话，只是用眼睛狠狠地“瞪”了我一下，脚步没停进了东大厅。

　　这狠狠的一眼，却让我如释重负，心里有了底，一块石头落了地，我坐上车就回西花厅了。

　　总理那一眼非常犀利，严厉中带着和蔼，和蔼中透出责备，虽然无语，却比语言还要让我记忆深刻——是我没及时报告，给他找了事，惹了祸。但他没理我，没问我，说明事情已经平息了。天大的事，总理担着呢，我解脱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件事果然闹大了，江青把总理、叶剑英等在京的部分政治局委员叫到钓鱼台１７号楼，大吵大闹，非要她的护士赵六恩说清楚不可。在江青命人 撕掉小赵的领章、帽徽的关头，总理忍无可忍地发了脾气，制止了江青的荒唐举动。总理批评江青说：“你这样对待工作人员，我都替你难过。”临走时，总理握着 江青驻地工作人员的手，深情地说：“你们都是好同志，党和人民了解你们。”

　　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小赵仍在钓鱼台做保健工作。因为本来就是江青胡闹、子虚乌有嘛！

　　周总理是个严于律己、勇于做自我批评并善于纠正错误的人。

　 　１９７３年３月７日，周总理出席中联部、外交部举办的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招待会，向到会的各国专家及其家属讲话。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极“左”思潮 泛滥，外国专家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一些专家和家属受到不公正、不礼貌、非同志式的待遇。总理在讲话中对这些情况逐个举例说明，表示：“这个责任我们来负。 作为政府负责人，我负更多的责任。”他当场向在座的一些专家赔礼道歉。对于已经回国的专家，总理提出：如果他们愿意回来，中国政府将诚恳欢迎他们，以弥补 当时我们未照顾好他们的过失。在说到今后外国专家工作时，总理说：“遵照毛主席最近批评过的不敢同外国人交往的错误倾向，有关部门要努力克服保守、排外的 观念，增进与外国朋友的友好往来。”

　　泱泱大国总理，不顾自己位高权重，当众赔礼道歉，在场的各国专家无不深受感动，这番情真意切的话，温暖了很多受伤的心，从而挽回了极“左”思潮给国家造成的不良影响。

　 　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后，总理抓住机遇，在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展开批判林彪极“左”思潮的斗争，取得了显著成效。那段时间，我们也感到总理的精神很 好，心情舒畅。但好景不长，由于批判林彪集团的极“左”思潮，实际上也批判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并会最终导致对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否定。所以总 理批判极“左”思潮的行动，不仅江青集团是极力反对的，毛主席也不能容忍。１９７２年底，毛主席明确表示：“林彪路线实质是极‘右’，要少批林彪的极‘左 ’思潮。”从此，总理的厄运接踵而至。

　　１９７３年６月１６日至２５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同美国总统尼克松举行会谈，双方签署了一系列文件。

　 　周总理一直关注着这次会谈。会谈还没有结束时，总理让外交部长姬鹏飞好好研究这件事情。在姬外长的指示下，外交部美大司写了一篇题为《对尼克松—勃列日 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的文章，刊登在６月２５日出版的外交部新闻司的内部刊物第１５３期《新情况》上。文章认为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指出：“美苏两家 欺骗不了世界人民，要想主宰世界也做不到。”

　 　总理看后，表扬了这篇文章，对外交部说：“《新情况》１５３期这篇文章写得不错。”外交部的同志高兴地说：“受到总理这样的表扬可不多。”但是，事态的 发展急转直下。毛主席看了《新情况》１５３期后，很生气，严厉批评了这篇文章关于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的观点。

　　对于毛主席的尖锐批评的原因，总理心里是清楚的。但他仍然本着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相忍为党的精神，遵从毛主席的意见，作了检讨，并主动承担了责任。

　　在那个年代，与毛主席观点相悖，后果可想而知。也只有周总理主动承担责任，作出检讨，才能为外交部的同志们减轻巨大的精神压力和沉重的思想负担。

　 　周总理对自己说过的意见、看法，作过的批示，一旦发现不全面、不正确，不管是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作出的决定，都会立即纠正。１９７０年，国防科委给总 理写了一份报告，提出要试验生产一种神经性毒剂——沙林，总理批示同意。后来根据国际上的有关规定和外界的反应，这个试验性的生产项目又准备停止。在一次 研究核试验的专门会议上，国防科委的同志向总理汇报情况。碍于总理曾经批准过这个项目，不好直说需要停止生产，绕来绕去好几分钟也不提出明确意见。当时我 在会场，当初请示试验生产沙林毒剂的那份报告也是我送给总理批阅的。我看出了国防科委几位领导的矛盾心理，就凑在总理的耳边说：“总理，试验生产这个项目 的报告是您批准同意了的。”总理听后，马上明白了国防科委同志的意思。他既严肃又亲切并郑重地说：“当着我的面，你们不要不好意思提出来，不管谁批准的， 不对的都可以改。我批准过的，不对的也可以改嘛！”

网上谈兵 2007-12-01 14:02
Quote:
引用第21楼wuhy于2007-11-28 07:06发表的 :

“文革”时期，周总理靠在床头办公时使用的带倾斜面的小炕桌。

总理写错了一个信封

.......

“做天难做二月天，

········ ”

贴切的反映出了总理当时的处境与心境。

wuhy 2007-12-02 07:17

温文尔雅的周总理

周总理也对我们发过脾气

　 　不少同志问过我，在人们心目中，周总理总是温文尔雅，谦恭和善，平易近人的；他对群众，对朋友，对下级无不亲切、热情、真诚和大度。你们在他身边工作， 是不是看到他也发过脾气？我对他们说，总理也有脾气，也发过火。特别是当工作人员责任心不强，对工作造成损害的时候。我在总理身边工作的几年里，一共看到 他发过两三次火。总理即使发火，也不是以势压人、训人、骂人，而是以理服人，给你讲道理，只要对方承认错误，他的火也就消了。

　　我第一次看到总理发脾气是在到了西花厅工作半个月后。这次总理发火，与我无关，但我目睹了当时的情景，心里确实有些害怕。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开会的消息对外是保密的。会议结束后，总理让秘书把一封特急信送到沈阳军区司令员、辽宁省革委会主任 陈锡联手里。陈锡联当时住在京西宾馆，当通信员赶去，找到他的房间时，工作人员说“已经离开了”。通信员把这个情况报到总理值班室。值班的同志认为，离开 了，就是回沈阳了呗。就让通信员先回来，然后再想办法联系陈锡联。结果，这封信没有按时送到陈锡联手上。

　　总理忙了个通宵，已经换上睡衣，到院里转一下后就准备睡觉了。在院里，他把值班秘书叫过来，问那封信送到没有？秘书如实汇报了情况。总理一听就火了：“离开了？到哪里去了？是离开京西宾馆到别的地方了，还是离开北京了？”

　 　总理把孙岳、钱嘉东、张作文三位秘书都叫到面前。三人站在院里，总理站在房檐下的走廊里，一条腿蹬在栏杆上，对三个人批评道：“人家说离开了，但并没有 说离开北京啊！为什么不追问到什么地方去了，就这样主观想像人家回去了？……本来和陈锡联约好了下午要谈事情的嘛，你们怎么能这样不负责任？……”

　　总理火气很大，声音也很高。孙岳是老秘书了，又是我们的负责人，还想向总理解释一下。总理更生气了，指着他说：“你还强调什么理由？”钱嘉东、张作文两人都赶忙承认错误，并表示：今后一定注意！

　 　这时，我们支部的同志正在西厢房警卫办公室集中学习，大姐也在。屋门开着，我们离总理也就几步远，总理“光火”的情形和他们对话内容，都看得清楚，听得 明白。大姐走到院子里劝总理：“他们都承认错误了，你就回去睡觉吧。”扭头又对三位秘书说：“你们赶快想办法再联系。”

　　几经辗转，这封信终于送到了陈锡联手里。

　　我当时刚到西花厅不久，对能否胜任这里的工作，心里没底，本来就有些发怵，看到这种场面，更隐隐产生了胆怯，甚至对总理有了点畏惧感。

　　总理睡觉去了，三位秘书回到办公室开会。支部学习也停止了。我参加了三位秘书的会议，他们分析了错误的原因，都表示要吸取教训，引以为戒。他们还安慰我说：“小纪，刚才的情况你也看到了，这次的教训是深刻的，但你也别紧张。”

　　后来，我还真的遇上了一次总理发脾气。

　 　那是70年代美越战争期间，我国支援越南的物资运输船要先经过台湾海峡到达北部湾，然后才能到达越南的海港。按照工作分工，这是外交、外贸、外援方面的 事情，送批文件，掌握情况，都属于钱嘉东负责。这方面的事，以往也没有出过什么问题。有一天上午10点左右，我接到有关部门的电话，大概内容是说“我们一 艘运输船已顺利通过台湾海峡，那边虽有所戒备，但没有什么动作”。

　　我马上整理成电话记录，在中午之前，把电话记录连同要批阅的文件一起摆在了总理的办公桌上，并把电话记录放在了最上面。

　　上午值班，国内外没有特殊情况发生。总理刚睡下不久，在起床之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了。应该说，这一上午我心里很踏实。

　　没想到，就在自以为踏实的时候出了问题。中午1点左右，总理按电铃叫我，我觉得很突然：总理睡下没几个小时，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也没多想，我马上向总理办公室跑去。

　　总理指着电话记录问：“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及时向我报告？”老人家的眼睛瞪着我，非常严肃。我一时有点摸不着头脑，连忙说：“我以为您还没有起床，就写了‘电话记录’放在桌子上了。”

　　“我是问你，为什么不到卫生间去报告？”

　　“我不知道您起床了。”嘴上这么说，心里想：电话里说“情况正常”，我就是知道你起来了，也没必要那么急急忙忙地报告呀！

　　“你知不知道这是军事行动？”总理越来越严肃地问我。

　　我这下醒悟过来了，急忙回答：“知道。”

　　“既然知道，还这样处理？”总理斥责一声，我看到老人家气得手都有点颤了。

　　我也紧张起来了，见总理气成这个样子，不敢再说什么了，赶紧承认错误：“总理，您别生气，我没有把这件事当做军事行动来对待，今后一定注意。”

　　我这么一说，总理的情绪倒是缓和了一些。他说：“你以往工作很勤恳的，不管我在哪里，你有什么事都能及时报告。今天怎么啦？我起床了，你不到卫生间去，还等着我叫你。这是军事行动，不能按一般情况处理，写个‘电话记录’放这儿，就完事了。”

　　我心想，看来老人家消气了，批评里还有表扬呢。可是，总理顿了顿，低下头看当天的《每日要闻》，又说了一句：“跟你们这些没打过仗的人共事真难！”总理声音不大，但我听得清清楚楚。看来心里的气并未全消。

　　我看总理不理我了，情绪也平静下来了，这时最好的办法就是脱离接触。我急忙退了出来。

　　那天，值班卫士是高振普。总理、大姐和别的同志叫我们这两个西花厅的小字辈“小高”、“小纪”。我们俩互相把“小”字去掉了，他叫我“纪”，我叫他“高”。我就对他说：“高啊，我挨剋了，总理发火了。”没等他回答，我又问：“怎么今天起这么早，火气这么大？”

　　高说：“睡不着，就起来了呗。糟糕！忘了告诉你了！”

　　我假装瞪了他一眼，又说：“总理还说了，跟咱们这些没打过仗的人共事真难。”

　　我说这话是和他开玩笑，意思是说：你小子也没打过仗，今后也小心点儿！

　　高听懂了，笑着说：“那怎么办？以后再来人，都是没打过仗的啰！”

　　其实，我们倒不怕总理批评，有错就改嘛！总理也从不记恨。我们担心因为自己工作没做好，惹总理生气，影响他的健康，这才是最让我们心里不安的。得想办法让老人家消消气，缓和一下气氛，所以，我找了个比较急的文件又走进总理办公室。

　　像往常一样，总理一看是我进屋，他抬起头，戴着的老花镜往下一沉，从眼镜上面看了我一眼。我笑眯眯地说：“总理，这个文件要马上办，先批一下吧。”

　　总理看看我，没说什么。我拿着总理批的文件往外走的时候，老人家在我身后说了句：“刚才我发火了，你别在意。”

　　我赶忙说：“总理放心，我以后一定注意。”

　　总理的气消了，我心里的石头也落了地。

　　钱嘉东上班之后，我把事情跟他讲了，他马上说：“你是代人受过了，这件事我下班时忘了和你交代了。”

　 　我和嘉东一直没有分析出，总理那天为什么会发那么大的火。是因为军事行动，担心出问题，还是为了这次军事行动，没有睡好觉？是因为我没有及时报告？还是 别的什么原因？总理最后说的让我“别在意”，我当然不会在意。有的事情，即使到现在我也并不完全弄得明白。但我确实明白，在那种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在那么 劳累又无奈的处境下，总理心中郁积了无数的闷气，不曾发泄，也无处发泄。

wuhy 2007-12-03 00:15

周总理在西花厅办公室内工作。

总理正确对待错误批评，并鼓励年轻人提意见

　　1973年9月的一天下午，我随总理到西花厅隔壁的老会议厅开会。路上总理问我：“早上让你印的那份文件印好了没有？”

　　“印刷厂正在赶印，一个小时后能送来。”

　　“怎么回事，是不是国务院值班室压了？”

　　“不是，是我没有交代清楚。”

　　“你没有给他们说，今天的会议要用吗？”

　　“说了，但没有明确开会的时间。”

　　“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不是你的事，不要往自己身上揽。”

　　“嗯，记住了。”

　 　到了会议厅，因为印的文件还没有到，总理决定先研究别的问题。他刚坐下，一眼看见他的老秘书、国务院值班室主任孙岳，总理半像生气半像玩笑地说：“孙 岳，就你敢压我批的文件。”孙岳站起来说：“是我没抓紧，今后注意。”说完立马坐下。孙岳揽过责任，也吸取了以往的教训，没有再做任何解释。

　 　开完会，我陪总理回到办公室后，往秘书值班室走的时候，正好碰上邓大姐从前院散步回来。大姐问我：“你和总理往东院走的时候，说什么了，我在客厅看到老 头子挺不高兴的。”我就把情况跟大姐详细说了一遍。大姐听后笑了笑，说：“好，他说你不是自己的错不要往自己身上揽，他难得有这种认识，几十年了，好多事 情的责任，还不是他往自己身上揽的。”大姐的话里没有丝毫埋怨总理的意思，倒是流露出来对自己风雨相随几十年的老伴的几分赞赏和自豪。

　 　1973年11月10日至14日，周总理与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进行会谈。参加会谈的有关人员，不知出于何种动机，认为总理说错了话，“右”了。毛主 席误信了这种说法，认为总理在与基辛格会谈中说了错话，召集总理和外交部负责人及其有关人员开会，说了对中美会谈的一些看法。当晚，根据毛主席指示，总理 主持政治局会议，传达毛主席的意见，江青在会上斥责总理是“右倾投降主义”。

　 　在这个问题上，有的人不知出于什么动机，批评总理的言词十分激烈。这件事，无论当时还是后来，总理都没有向我们透露过一个字，但我们从别的渠道和有关同 志那里以及能看到的文字材料中，也知道了一些情况和消息。这些严词批评总理的人，乔冠华就是其中一个。对于这样的人，说实话，我在接他们电话的时候，心里 都止不住有不舒服的感觉，但当时不得不克制自己的情绪，不能给总理惹麻烦。后来，我十分注意收集、阅读有关这件事的回忆文章，想看看这些人是如何认识自己 和认识总理的。

　　多少年后，我看到一本回忆录，里面这样写道：

　 　“尽管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没有一个被卷入的人能够蔑视权威，主张公道，但毕竟作为自我良心的剖析，我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前程’，随着那汹涌而至的浊 浪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伤害过好人，尤其是在周总理蒙受屈辱时，我们并未能为他做一点事减轻他的压力。这一点在冠华的心头尤为沉重。

　 　“后来，乔冠华利用一次会见外宾的机会，又见到了总理。对1973年发生的对总理不公正的批评当面向总理表示当时在会议上自己的发言也是错误的，对不起 总理，请他原谅。总理宽容地说：‘这么多年了，我还不了解你吗？你们当时都是为了完成任务，那是总的形势，你在我身边工作几十年，又管美国这一摊，怎么能 不讲话呢？不要背包袱，这不是你们能左右的事情。对我个人来说，吸取教训就是了。’”（引自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总理原谅了乔冠华，也原谅了其他一些人，甚至那些比乔冠华批评他还要激烈的人，包括极个别对他言词不恭的人。当时，在日常工作和交往中，我们也感到总理一如既往，对他们的态度没有任何变化，就好像没有这件事一样。

　 　对于批评自己、反对自己，并被事实证明是批评反对错了的人，不指责，不疏远，更不记恨，而是从大局出发，继续团结他们一道工作，这就是周总理的胸襟；从 不计较自己受到的伤害，反而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不但宽容他们，并且体贴、谅解他们，乃至安慰、鼓励他们，这就是周总理的善良。

　　周总理思考问题或批阅修改文件的时候，也爱听听秘书的意见，并鼓励我们谈谈自己的看法。我们也没有顾虑，直率地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对我们提出的意见，不论是对还是错，总理听了，都是高兴的。对的意见，他会接受，并表扬肯定；不对的，他会给我们讲清道理。

　　总理曾经在他主持的一次会议上，以我为例，鼓励与会的同志大胆发言。他当时说：“我身边的小纪，他可是敢说意见的，敢说就好。大家不要有顾虑，谁也不能说提出来的都是正确的。”“不对的也没关系，互相讨论嘛！”

　 　总理逝世后，有朋友告诉我，看到有媒体登载的一篇回忆文章里说：“周总理的秘书纪东在总理面前敢讲话，敢发言，敢同总理当面争论。”听到这个消息，我很 纳闷儿，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什么时候同总理当面争论过。我胆子再大，也没有这样做过呀！后来，我看到这篇文章，才想起了这件事的缘由。

　 　1971年下半年开始，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决定，开始着手筹备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工作报告》几经修改后，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 召集国务院各部门的负责人和起草小组的同志一起对报告逐段进行修改。讨论过程中，总理觉得报告中的一个用词不妥，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起草小组的同志不 同意总理提出的用词，我同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可谁也不敢在那种场合站起来说话，我和这几位同志比较熟悉，当时坐在一起。我小声劝他们别害怕，说出来没关 系的，但仍没有人鼓起这个勇气，他们反而推举我做代表。因为我们离总理比较近，况且当时也有点冷场。我们的小声议论和他们推举我的“小动作”被总理看见 了。总理便问：“你们几个有什么意见？”我只好站起来，把我们几个人的想法说了出来，不过我首先说明，这是起草小组同志和我的共同看法。总理听后，也不同 意这个意见。于是我又读了一下原文，并参考有关资料，谈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表现出了有点“坚持己见”的意思。总理听得很仔细，也很高兴。听我说完，他稍 微思索了一下，觉得我们几个人的意见有道理，当即表示可以按我说的修改。那篇回忆文章这样写道：

　 　周总理说：“好，我看小纪讲得有道理，可以按他的意见修改。你们大家的意见怎样？”大家表示赞成。接着，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讨论问题应当提倡 平等争论，不要认为领导者的意见就百分之百正确。其实有些问题，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年轻的同志往往有更好的见解。他们接触实际多，框框少，所以有些意见比 较高明，我们就按他的意见修改嘛！谁的意见对，我们就按谁的意见办。”说到这里，总理很欣慰。他还说：小纪刚到我这里来时，连话都不敢和我说。我花了不少 力气，经过两三年的时间，才使他不但能和我一起讨论问题，而且可以进行争论，能说出有自己见解的意见。

　　这就是我“敢同总理当面争论”的来历。看了这篇回忆文章，我才想起这件事的具体细节。

　 　总理听取不同意见是平等的，他不分提意见的人职务高低，年龄大小，在他那里也不存在“人微言轻”的问题。看到有年轻人或从基层来的同志参与讨论，他会热 情、和蔼、亲切地叫着他们的名字，请他们谈出自己的看法，认真听取他们的想法，虚心接受他们的意见，这是总理的一贯作风。

wuhy 2007-12-03 18:34

开怀大笑的周总理。

总理关心“两弹一星”的参试人员

　 　1972年11月21日，周总理听取葛洲坝工程汇报时说：“解放后20年，我关心两件事，一个水利，一个上天。”“上天”指的是“两弹一星”。总理遵照 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战略思想，狠抓导弹、原子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工作，他为我国原子能事业和“两弹一星”的研制、发展和应用倾注了数不清的智慧、精力和 心血，为我国建设现代化国防，增强综合国力，打破霸权主义核垄断，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周总理是我国“两弹一 星”的奠基人、领导者和指挥者。正如聂荣臻元帅所说的那样：“中国发展原子弹和导弹技术，都应归功于周恩来。”“两弹一星”精神里，倾注了周恩来的精神； 周恩来的精神在“两弹一星”的精神里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特别是十年动乱期间，许多科研单位和工厂，先后发生夺权、武斗等恶性事件；有的院、所和厂的安全和生产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在这种环境下，正是由于有总 理的亲切关怀，正确领导和直接过问，国防尖端技术项目试验才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逐步形成了我国独有的国防科技尖端武器和战略战术体系，使中国在国际 上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维护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里，我只谈几件具体的事情，以说明周总理对研制“两弹一星”的航天人的特殊感情。

　　从1969年开始，到1974年6月1日总理因病情严重入院治疗，他多次亲自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对我国国防尖端科研事业各个领域，作了一系列重大决定、指示和部署。

　　1974年4月12日，在住院治疗前一个多月，这是周总理主持召开的最后一次专委会会议。这次会议审查批准了728工程建设方案，即今天已投入运转的秦山核电站工程开工的方案。

　　我记得，召开这次专委会的时候，总理像往常一样交代我们：下午3点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并交代有关部门准备以“大烩菜”为主的晚饭。

　 　总理在后来几年召开专委会的时候，基本上都准备晚饭。主要是因为研究的内容多，总理询问各种问题很详细，会议时间长，一般开完会，都是晚上6点以后了。 为了照顾基层和一线远道来的同志能吃上饭，总理总要特别交代一句：准备饭啊！有时候，我们也问他一声“要不要准备饭？”在那个年代来说，准备饭，就是对 “两弹一星”研制人员的特殊照顾了。其他会议，包括国务院部长会议，即使时间再长，也是很少安排工作用餐的。

　 　在这次会议上，总理作了长篇发言，对我国尖端科研事业的发展提出许多宝贵意见。他指出：核电站要绝对安全可靠；要通过这个工程项目锻炼一支又红又专的技 术队伍；设计、建设中，要注意防潮、防腐、防风化，做好废渣、废液、废气的处理问题。核电站燃料的废渣有放射性核衰减期，他还专门询问了当前世界上其他有 核电站的国家对废渣处理的几种办法等等。总理询问得非常详细，了解得非常清楚。并一再告诫与会同志：一定要想到二十一、二十二世纪，要为后代着想。

　 　这次会议，时间长，总理讲话也多，显然他的气力不如以前，我请服务员几次给他送上热毛巾，让他擦擦脸，敷一敷眼睛，稍微减轻一下疲劳。与会的同志看到这 种情况，既感动又难过。当然他们不会想到总理早已身患重病，但都看得出总理非常疲倦。国防科委的领导多次劝总理休息一下，总理不肯，一直坚持把会议开完。

　 　当时，凡由国防科委组织的“两弹一星”的发射试验以及其他相关项目，总理都仔细审阅报告，主持召开专委会，听取国防科委领导、专家和一线同志的意见，然 后才定下决心。国防科委根据发射基地测试情况确定发射时间后，总理再亲自写报告呈毛主席批准实施。对重要的、新开发的试验项目，他都要我们与国防科委保持 联系，随时掌握前方试验的进展情况。

　 　有一次进行远程导弹试验，没有准确命中目标，弹着点偏离靶心预定区域较远，试验失败了。当把这一情况报告总理时，我的情绪也没有试验成功时那么兴奋。总 理听完报告后，平静而深沉地说：“失败了，并不奇怪，关键是总结教训，找出失败的原因。‘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这四句话，作为原则， 高标准、严要求是对的，但‘万无一失’是不可能的。一万次都不允许失败一次，那也不符合科学。试验嘛，总有成功，也会有失败，总是要付学费的。我们的试验 与外国来比，花的学费、付出的代价还是少的，成功率是高的，发展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

　 　总理对“两弹一星”的重视，还表现在他对参试人员安全的关心上。他要求：有的项目安全就搞，不安全就不搞。搞不搞取决于人身安全，做到安全第一。他把地 下、地面和空中核爆炸参试人员的安全时刻放在心上。每次核试验，都仔细询问采取了什么防护措施，人体接受多少剂量，对身体有无影响等等，想得非常具体、周 到。总理还亲自接见过空投和穿云取样的飞机驾驶员，直接了解情况，感谢他们的献身精神和为发展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做出的特殊贡献，并当面向空军领导交代，安 排好这些同志的休养和治疗，使他们尽快恢复健康，为人民再立新功。

　　让总理最担心的一次，也是“两弹一星”中最惊险的一幕，是1971年的一次空投核试验。

　 　这次空投核试验，由兰州军区空军组织实施。当飞机带弹进入投弹地域上空后，地面指挥员下达了投弹的命令，飞行员按动电钮，但弹体舱底盖开关打不开，飞行 员只好启用手动系统，也无济于事。几次努力，都无法奏效。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让我们立即把这个情况向总理报告。总理听后，放下手里的 文件，用命令的口气对我说：“告诉罗舜初，由现场指挥员临机处置，怎么安全怎么办，情况这样紧急，不能由北京决定了！”我通过军委一号台传达了总理的命 令，并站在总理办公室的电话机旁等候前方的消息。

　 　总理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他是根据试验场区情况复杂多变下达这个命令的。指挥员的决心，飞行员的心理素质和驾驶技术，飞机的飞行半径和燃料的多少，场区 的气温、风向和风力等等，这些情况，现场的指挥员最清楚。紧急关头，最宝贵的是争取时间，最关键的是把握时机。这个时候，现场指挥员最有决定权。只有依靠 一线指挥员的决心，飞行员的过硬技术和稳定的心理素质，以及双方平时练就、养成的沟通协调、相互信任和默契配合，才能有效处理突发情况，争取最好的结果。

　　不过我觉得，这时总理考虑更多的，还是万一出现最坏的结果时要怎么办？

　　空投核试验，对多种可能发生的情况是有预案的。像这种开关故障问题，是带弹强行着陆，还是远离现场，弃机跳伞……事先也有预案。但当情况真正出现了，可不像纸上谈兵或模拟演练那么简单。成与败、生与死，就在千钧一发之间。

　　总理静静地坐在办公桌前，等着前方的消息。我觉得总理办公室静得有些可怕，什么声音都没有，只有办公桌上那个小闹钟咔咔地运转着。

　　几分钟的时间，显得那样的漫长。

　 　“丁零……”军委一号台的电话响了起来。罗舜初副主任的声音激动得有些颤抖：“报告总理，飞机安全着陆，飞行员和弹体安全！”听到这个消息，我也十分激 动，赶紧向总理复述着罗副主任的报告。总理听后，轻轻地嘘了一口气，嘴角上隐隐露出了一丝微笑，他深情地说：“处置得当，很好！感谢他们！”说完，他又陷 入了沉思之中。

　　谢天谢地，有惊无险！

　　这就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飞行员！在紧急关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最有可能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带弹着陆”方案。他用自己的生命去博取胜利，而胜利也终究属于智慧和勇敢的人。英雄的行为，保住了飞机，保住了弹体，也经受了一次瞬间生死的考验。

wuhy 2007-12-05 07:19

周总理赔偿给刘秀新的衬衣

平凡的小事

　　周总理是伟大的人，也是平凡的人，“他是把伟大和平凡结合得完美的人”。人们为他的伟大而骄傲，也为他的平凡而感动。人们会记住他经天纬地的丰功伟绩，也会记住他对普通百姓的点滴关爱。

　　他和群众一起坐公共汽车体验生活；他在地震灾区下车亲自指挥车辆，疏导交通；他在黄河岸边和船工一道踏着纤夫的号子前行……他始终践行着自己《修养要则》中许下的诺言：“永远不与群众脱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

　　在总理办公桌旁的茶几上，有一部直拨的外线电话，经常有不知姓名的人因为拨错号码打进来。总理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他总是非常和蔼而耐心地告诉对方：“你是不是把电话号码拨错了？也可能是串线了，请你重拨一下吧。”然后他轻轻地放下话机，又重新投入工作。

　 　在我们秘书值班室，也有一部外线直拨电话。在“文革”中，这部电话一直对外联系，号码是公开的，因此有很多人知道这部电话的号码，经常有人打进电话来， 让我们向总理反映情况，请求解决问题。为了减少干扰，我们就想换个号码。总理知道后，不同意这样做，并说:“改了号码，群众再有什么事怎么找我啊？”于 是，这部电话一直保留下来了，始终没有改号。

　 　为了方便群众交通，保证行人安全，1969年12月28日总理对北京市交通做出批示：东西长安街、市区环形路和主要街道，以及五棵松向北至西郊机场岔 口，都应将快慢车道标志加粗并标准化，使之醒目，此外，人行横道标志也应清晰明了；长安街中间的“安全岛”必须恢复起来。没有平时的关心、留心，谁会为普 通行人的方便和安全提出这么详尽具体的意见呢！

　　总理对群众交通安全的关心，也表现在对自己坐车的具体要求上。一次我随总理从大会堂开完会回中南海，那天正在下雨，总理对司机杨金明说:“车子别开得太快，行人看到会紧张，有的路段有水，别溅到骑自行车人的身上，弄湿了他们的衣服。”

　 　1974年6月的一天，总理刚动完手术，就起身翻看我们给他挑选送阅的文件资料。在这些资料里总理看到一封群众来信，这封信反映，山西省有一个山区的食 盐比城市贵一分钱。山区农民的生活本来就十分困难，盐比城里还贵，这怎么行？总理深知这一分钱对山区农民的分量，并且关系到城乡物价政策。他躺在病床上， 立即给李先念副总理打电话：“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让山区群众吃上盐。”

　　初中语文课本里曾有一篇课文——《一件珍贵的衬衫》，写的是发生在周总理身上的一件真实的故事。故事很短，事情也不大，却真实地表达了周总理对一个偶遇的普通群众的深厚感情。

　　这件事我当时亲眼目睹，那动人的一幕至今仍清晰地萦绕在脑海中……

　 　1972年8月3日下午，我随总理坐车去人民大会堂开会。北京的天气，那时还很热，正是穿衬衫和T恤的季节。那天的值班卫士是张树迎，司机是杨金明。和 往常一样，张树迎坐在前排司机的右侧，总理坐在司机后面的位置，我坐在总理的右侧。汽车出了国务院西门向南拐，当行驶到靠近府右街南端，快到消防中队的时 候，突然，一个上身穿白色长袖衬衫，下面穿蓝色长裤，梳着两条发辫，大约十七八岁的女孩子骑车从府右街西侧略带下坡的太仆寺街北口冲了过来，因刹车不及， 一下子撞在了总理的汽车车头侧前轮处。女孩趴在了汽车右前盖上，自行车倒在车头前面。在自行车与汽车接触的一瞬间，杨金明眼疾脚快，猛地一脚急刹车，汽车 一下“钉”在了那里，一动不动。张树迎急忙开门下车，扶起了那个女孩，问：“怎么样？”

　　女孩双手护着前胸，回答“没有事，没有事。”这时，后卫车的警卫人员赶了上来，张树迎让他们照顾好孩子，处理好后面的事情。

　　总理也感到出事了，立即问：“怎么回事？”张树迎说：“没事，没事！”扭头对司机老杨说：“开车。”汽车又向大会堂开去。

　　老杨的一脚急刹车救了孩子，可是也把总理着实“闪”了一下子，刹车的瞬间，总理的上身前后晃了两下，我赶紧扶住了他，还好，没磕着。

　 　这一幕，也就是两三分钟的时间，周围没有任何人来往、围观，也没有影响交通。那个紧急关头，我见识了张树迎处置突发情况的机敏和果断，杨金明驾车技术的 娴熟和应变措施的得当。胡同口很窄，视线不好，老杨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刹车到这种程度，水平确实高超，恰到好处。总理安然无恙，孩子也没有受伤，真是万 幸！

　 　整个情景，我看得真真切切，心里惊讶不已，佩服之至。总理虽然没有我看得清楚，但也看了个大概。随着车子的前行，他的心情越来越不安，嘴里不停地念叨， 像自言自语，又像问张树迎和我：“你们看，不小心，把孩子给撞了。孩子到底怎么样了？”他没有顾及急刹车给他带来的不适，更没有责备那个孩子，他总觉得内 疚和不安。张树迎不停地安慰他：“我看了，没什么大事，您放心吧。后面的同志会处理好的。”

　　总理哪能放下心来？我当时刚从西安探家回来，便给他讲了几句西安的见闻，总理根本不像以往那样听得进去。还是一直惦念着那个孩子。

　 　到了人民大会堂，总理刚下车就说:“赶快问一下，孩子怎么样了？”那种着急，那份牵挂，真像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直到得知后面的随卫人员已经陪着孩子到 医院做了检查，孩子确实没有受伤，只是上衣剐破了一块，后背蹭破了一点皮时，总理才放下心来。他执意要警卫人员去买一件新衬衣送给那个孩子，并说:“把人 家的衬衫剐破了，总要赔偿嘛。从我的工资里出钱！”

　　警卫人员按照总理的交代，买了一件新衬衣，送到女孩家里。

　 　后来得知，这个女孩叫刘秀新，是北京低压电器厂的工人。刚学会骑自行车，想出来练一下技术，没想到出门就撞了总理的汽车，也由此“邂逅”了一位伟人。她 深感内疚和不安，执意不肯收下总理赔偿的新衬衣。警卫人员极力劝她说：“你收下吧。不然，我们没完成任务，领导要批评的。”好说歹说，刘秀新才收下了那件 衬衣，但她一直没舍得穿，而是精心地珍藏起来。后来，她把衬衣捐献给国家博物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件衬衣的故事，体味共和国总理对一个孩子的真情。

wuhy 2007-12-06 08:12

周恩来总理风采。

总理和邓大姐对我们的点滴关爱

　　在工作上，总理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在生活上则对我们十分关心。只要是他看到或想到的事情，他都记在心上，总理两次等我吃饭的情景，至今难忘。

　　一天，我跟随总理去人民大会堂开会。到下午６点多钟时，会议还没有结束。我知道卫士高振普在大会堂给总理安排了晚饭。可是如果等会议结束，总理吃了饭，我们再一起回西花厅，就会错过中南海食堂开饭的时间。因此，我便和高振普商量，我先去大会堂工作人员食堂吃饭。

　　没想到，我刚去食堂不大一会儿，总理的会议就结束了，而且总理也不准备在大会堂吃饭。他一边收拾文件，一边对高振普说：“准备回家。小纪呢？”

　　高振普告诉总理我吃饭去了，还没回来呢。

　　听说我去吃饭了，本来就想马上动身的总理说：“那我到房间休息一下，等小纪吃饭回来一起回家。”说着，总理便到东大厅西头边上的小房间去了，并再次叮嘱：“不要叫他，让他把饭吃完，一起坐车回家。”

　　这时，我也快吃完饭了，有一位同志到食堂找我，说：“总理的会议结束了，要准备回家。”我一听，赶紧放下碗筷，急忙回到东大厅。总理见到我，问：“吃完了？”

　　“吃完了。”我说。

　　总理说：“走，回家。”

　　向外走的时候，我小声问高振普：“怎么不提前叫我一声？”他告诉我，是总理不让叫。听了这话，我心里暖融融的，可也挺不好意思：哪能让总理等着我呀！

　 　另一次是一天上午，我随总理在国务院老会议厅开会。这次会议时间长，下午要接着开。总理交代安排饭，像往常一样，“大烩菜”。如果总理交代安排饭，一般 情况下，不论是在中南海会议厅，还是在大会堂，总理都让安排大烩菜，特别是春秋和冬天，天气不热的时候。总理交代后，我就告诉张树迎或高振普，由他们去和 有关同志具体商量。这方面他们是行家，一来这属于他们的工作范围，二来是他们知道总理爱吃什么，特别是大烩菜里放什么，和主副食怎么搭配，他们有经验。我 吃过多次大烩菜，每次都差不多，不过配菜上有点区别。所谓“大烩菜”，就是老百姓的家常菜，各地做法稍有不同，放的菜也不完全一样，但都是放在锅里煮的。 总理说的“大烩菜”，主要是大白菜、粉丝、排骨、肉片、丸子等，加上调料，放在锅里熬出来的。开饭时，每个餐桌上放一盆，不够的再添。再配上烙饼、米饭、 馒头、小包子和几种小菜，汤汤水水、热热乎乎，既省事又节约，也暖和，还舒服，适应各种口味的人。这种大烩菜，现在说起来不算什么，但在“文革”那个时候 还是蛮解馋的。

　 　说来也巧，会议结束，刚要就餐时，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很长，等我回来时，大部分人已经吃完离开餐桌了。总理和国务院领导同志那一桌也都快吃完了，总理 正坐在那里和几位领导聊天。他看到我，就说：“小纪，你还没吃饭呢！”接着，他像下命令似的说：“你就坐在这个桌上吃，我在这儿坐一会儿等着你。”本来我 想到伙房随便吃点什么就算了，可是接的那个电话与下午的会议有关，需要向总理汇报，我只好先向他报告了电话的内容，然后坐下来。说实在话，总理让我坐在他 那个桌上吃，我心里还是有点不大自在。其实，这种吃饭的场合也不是第一次了，但我们工作人员总是尽量避开首长就餐的桌子，这次逃不脱了。我盛了一小碗大烩 菜，拿起一块烙饼，狼吞虎咽起来。当兵的出身，吃饭本来就快，以前在连队当战士的时候，我吃饭的速度全连第二，只有我们副班长比我快。这次在总理面前吃 饭，速度更是可想而知。实际上总理让我坐在他们那一桌吃饭是为我考虑：他不走，就坐在那里等我，我不用担心马上开会；他那一桌都是领导同志，大家饭量都 小，桌上的菜还很多。老人家想得多细致啊！等我吃完了饭，总理就宣布继续开会了。

　　总理两次等我吃饭的故事，现在回想起来，依然感到亲切和温暖。

　　谁都想有自己的家。有家的人惦记着家，为家操劳、担心。总理把西花厅当做自己的家，这个家，也是他办公的地方，分不清总理是在家里，还是在办公室里。无论在哪，他始终为中国这个“大家”操心、操劳着。他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却安排我们休息、探家。

　　我在总理身边工作八年，回西安探过４次家。

　 　第一次回西安是到西花厅工作一年多之后；第二次是１９７３年批林批孔期间；第三次是１９７５年春节回去搬家；第四次是１９７６年１１月，清理总理遗留下 来的文件，结束总理值班室的工作之前。最后这次探家，是邓大姐对在总理身边工作到最后的所有同志的关心。所有回家探望父母的同志的往返路费都由她提供；不 回家的同志，路费交本人支配。大姐的关怀，让我们都很感动。

　　在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对休息、探亲这些事情是“迟钝”的。因为周总理几乎从来没有过星期天、节假日，我们在他身边，也大都忘记了休息日的概念。有时想到了，不是特殊情况，也从来不提。

　 　我探家，都是钱嘉东和邓大姐根据情况两人商量报总理批准，我自己从来没主动提过。即使家里有事，一看总理那么忙、那么累，再一想我走了之后，就剩钱嘉东 一个人值班，我也于心不忍，不好意思开口。所以每次都是听从安排回家，大概两年一次，每次１２天。其实回到西安家里，心里也不踏实，待不下去，总想尽快回 到西花厅，所以每次都提前一两天返京。

　　１９７２年那次探家只待了５天，总理就让我速速返京，找一份与林彪专案有关的材料。

　　我每次探家，大姐都会准备一份礼物让我带回去，香肠、白糖、水果糖等等，让我备感西花厅这个“家”的温暖。

　 　我每次从家里回来，都带一摞我母亲烙的河南烙饼。圆圆的、带点咸味，面里掺上芝麻，吃的时候，在火上烤一下，薄、脆、焦、香，很有味道。我曾送过大姐一 次，她尝了尝，说味道不错。但我不敢把每次带回的烙饼都送给大姐吃，家里做的东西，怕万一不卫生影响她的健康。那次，是大姐看我们在吃烙饼，非要尝尝，我 只好送给老人家。我还专门到厨房对大师傅说，一定要在烤箱加温烤焦再拿给大姐。大姐品尝后，觉得好吃，身体也没有什么别的反应，我心里才踏实下来。

　 　每次探家回来，我都要先去见见大姐。大姐每次都问我父母、妻子和女儿的情况。尤其是对孩子，问得更多、更细：多大了？多高了？胖不胖？平时吃什么？大姐 都问到了。先后第一次见到我两个女儿时，孩子都半岁了，我爱人坐月子的时候，我也没有在她身旁伺候过。大姐问的情况，有些我也答不上来。

　　大姐非常喜欢收集娃娃的照片。我探家回来，把大女儿的一张“百日照”送给了老人家，大姐很高兴，端详了好久。

　 　我和雷玉珍是小学同学，她从航空技工学校毕业后做了一名车工。１９６８年初，我俩结婚。有一天，总理在院里散步，问起我的家庭和爱人的工作、身体情况， 听我介绍说她是一名车工，有关节炎时，总理说：“车工到了４０岁左右，就得换工种了。不然，容易腿上有病，对身体不好，告诉她要注意哩！”总理对工人的情 况了解得是这样细致啊。

wuhy 2007-12-07 00:17

周总理和各界群众在一起

“周瑜和诸葛亮谁的岁数大？”

　 　长期两地分居总不是办法，我爱人带着两个孩子也实在困难。我父母和两个弟弟对她们特别疼爱、照顾，但这样总不是长久之计。可是按照部队的规定，连职干部 家属不能随军，在西花厅工作的同志，从无提职的先例。在总理身边工作多年的老同志，来的时候是什么职务，走的时候还是什么职务。这是老传统了，可大家从无 怨言。

　　好在当时国家有一项政策：两地之间的工人在自愿的情况下，工作可以“对调”。

　　“无巧不成书”。一次，我偶然同一位在北京市邮政局工作的战友说起这事，他说他们局里有位同志家在西安，正为调回去发愁呢。于是他从中联络，按“对调”的程序把事办成了。我爱人的一切对调手续，包括我爱人来京后上户口、工作安排等问题，都是我这位战友帮忙办的。

　　我很感谢这位战友，后来，他从北京市邮政局调动回了山东老家工作，我调到武警后，到部队检查工作时还去看过他，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

　　总理入院之前，一天和大姐在院里散步。待我向总理报告完工作之后，大姐趁机笑着对总理说：“小纪的爱人‘对调’快来北京了，这是符合国家政策的，可没沾你什么光。”

　　总理也很高兴地应了一声：“好啊！”转而他又问我：“你爱人不是车工吗，还有关节炎，在北京安排什么工作？”

　　我马上回答：“不做车工了，安排在邮局做营业员。可能就在西单那里，离家很近。”

　　“这样好，把搬家的事情安排好。”总理对我爱人“对调”来京很高兴。

　　我记得上次总理问起我爱人的情况，是在两年前。老人家事情那么多，却清楚地记得和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偶然提起的家庭琐事，使我又惊奇，又感动。

　　１９７５年３月，我在北京安了家。爱人工作调动的事，没给组织添什么麻烦，心里挺踏实的。

　　中国有句古话：“以史为镜，可知兴替。”周总理曾在多种场合对许多历史人物作过评价。他说“大禹治水，为中华民族取得了福利”；他与郭沫若评屈原，认为“屈原受迫害，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才忧愤而作《离骚》”。

　　他在工作不忙，或心情较好，或遇到某件事情有感而发时，也曾几次同我谈起历史人物，如韩信、诸葛亮、周瑜、曹操等。我从他的谈话里，也学到了一些历史知识，明晰了一些事理。

　　总理和我谈历史人物的事，如今也已成为历史。但当时的情景，仍然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日，毛主席批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全国掀起了上山下乡热潮。高中、初中的毕业生怀着 美好的憧憬，争先恐后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兵团战天斗地炼红心。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到了１９７３年，这项工作逐步暴露出了很多问题，不少省、 市、自治区向中央和国务院建议，统筹解决有关知青的政策、办法、管理及具体困难等。经中央研究决定，国务院成立了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负责统管这项工作。 这个时期，知青信访不断增多，总理也收到一封从江苏到新疆插队知青的来信。信中反映他所在的单位存在的问题和知青在那里的实际困难，包括生活环境的恶劣、 生产状况的落后、极“左”思潮的泛滥等等。总理看过信后，批示有关部门调查处理。把信交给我的时候，他说：“知青上山下乡存在的问题不少。他们在艰苦的环 境里生活，非常不容易。国务院要统一解决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制定统一的政策，解决他们的具体困难。要把这件事情做好。”说到这里，总理问我：“你知道不知 道韩信？”

　　我说：“知道。我看过‘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戏。还听人讲过韩信虽手无缚鸡之力，却是个极善用兵的将军。”

　　总理接着说：“韩信是西汉时的著名武将。他少年时期家境贫寒，曾忍‘胯下之辱’。但他不自暴自弃，反而把这个经历当作自己奋进的力量。后来他为刘邦打天下立下汗马功劳，官至淮阴侯。”

　　“淮阴是您的老家啊。”我说。

　 　总理笑了笑：“是啊。韩信是淮阴人，我的老乡。”他接着刚才知青的话题继续说道，“现在，这些孩子都还年轻，要让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又要关心、爱 护、培养他们。从城市到农村去生活，确实不容易，只要好好学习和锻炼，他们中间会出现一批人才的。”总理用韩信的事例勉励青年要经得起考验，要在艰苦的环 境中磨炼自己。这番话，对我也是极好的鞭策。

　 　我记着总理这次谈话，在以后的多少年里，凡遇到那些曾经上山下乡，在农村插队，在生产建设兵团劳动锻炼过的人，都对他们肃然起敬，由衷钦佩。经过艰苦努 力，他们有的走上领导岗位；有的在普通岗位上继续奋斗；还有一些人至今仍在当初插队的地方生活着……虽同在蓝天下，但由于环境不同、机遇不同、条件不同、 奋斗目标不同，得到的结果也不同。这个道理，不仅对知青，对任何人都是如此。

　　１９７３年的一天晚上，我随总理在京西宾馆开会后坐车回西花厅。路上，总理像是想起了什么事，忽然问我：“你说三国的周瑜和诸葛亮谁的岁数大？”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诸葛亮大。”

　　总理笑了笑：“我猜你就会这样回答。你是从戏剧里看到诸葛亮戴胡子，周瑜不戴胡子，就认为诸葛亮大吧？”

　　我点了点头。

　　“哈哈！”总理爽朗地笑了，说：“我敢肯定你没有看过《三国志》。”

　　“我只看过《三国演义》，知道《三国志》这本书，但没看过。”

　　“《三国志》里诸葛亮比周瑜年龄小。《三国志》是史，《三国演义》是小说。戏剧里诸葛亮看上去比周瑜大，因为他戴了胡子，那是舞台艺术人物。实际上，周瑜当东吴大都督的时候，诸葛亮还没出山呢。”

　　接着，总理话题一转，又谈起了曹操。

　 　“还有曹操，在舞台上是个大白脸、奸臣的样子。但若要从历史来讲，在魏蜀吴三国里，从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来看，曹操的影响是最大的。在三方政权里，曹操 也是最有才干的。诗也写得好。”听到这里，我想起总理常讲的“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话，有时他也会引用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 心不已”诗句。邓大姐在和我们一起学习时，也经常引用这几句诗，既勉励自己，也激励我们要不断努力学习，勤奋对待工作。

　 　１９７３年，“四人帮”为达到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目的，掀起“批林批孔批周公”的狂潮，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周总理。总理顶住巨大的政治压力，同他们 进行了尖锐的斗争。那段时间，他非常忙，特别累，但仍不忘在政治斗争十分尖锐的情况下加强对我们的教育和提醒。他专门为我们写下批示：“你们不仅要看法家 的文章，你们还要学习诸子百家。”他要求我们博览，从总体上把握历史发展的主流，不为哪一“家”障目，也不被哪一“派”牵引，而是要通过比较和鉴别，提高 对历史和现实的识辨能力。我想，这才是总理常和我们谈历史、谈历史人物的真正原因吧。

　 　总理同我谈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机会并不多。每当这个时候，总理和我们就像老师给学生上课，老人和晚辈聊天一样，那样随意，那样开心。一会儿追寻久远的历史 印记，一会儿探索时代赋予的崭新责任，一会儿又驰骋在艺术的天地笑看人生……我从中受到教育，获得启迪，明白了这样的道理：历史和现实是相通相承的，都是 无限时空的一个点。人也好，事也好，都是如此。只不过，这些点，有的幽晦，有的闪亮；有的黯淡，有的晶莹。

wuhy 2007-12-08 09:29

1968年2月，周总理在国务院工交、财贸、农林和直属单位大会上讲话，强调必须消除派性、大抓业务。

“做人啊，不能做势利小人”

　　“文革”中，周总理为保护和照顾党、政、军的领导干部们，煞费苦心，竭尽全力，直到生命的止息。

　　总理保护、照顾老干部是多方面的，生活、医疗、工作……凡是与老干部有关的事，只要总理知道了，他从不拒绝，不推诿，总是周到细致，千方百计地做出安排。

　　1969年的冬天来得早些，中南海里也早早地烧起了暖气。那些受到冲击的老同志，虽然有总理的保护和照顾，但对他们来说，这个冬天仍然显得格外寒冷。

　 　一天下午，我接到李富春同志办公室的电话：“李富春同志和蔡畅大姐要你们向总理报告：家里温度低，身体又不好，有些冷。请总理给有关单位说一下，能不能 把暖气烧好些？”放下电话，我急忙向总理报告此事。他听了之后，双眉紧皱，气呼呼地说出了三个字：“势利眼！”总理接着对我说：“做人啊，不能做势利小 人，特别是在人家倒霉的时候！你告诉中央警卫局的领导，要保证富春和其他同志家里的暖气供应，要烧暖和。他们年纪都大了，身体又不好，富春还有气管炎，冻 坏身子怎么办？”

　 　总理说的“势利眼”三个字，对我震动很大。尽管当时我对种种情况并不完全了解，还不能更深刻地理解其中的含义。但我也知道，在1969年4月召开的党的 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李富春同志和陈毅等几位老帅都没能进政治局。李富春同志只是中央委员和国务院业务组的成员。这对个别“势利眼”的人来说，就真的看“势 利”了。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连暖气都供应不足，李富春同志和蔡大姐如果不是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又怎么会因为这样的事来找总理，让他操心、发话呢？

　　我领悟到：“势利眼”是不看历史、不顾将来的。有句俗话“看人下菜碟”，也是说的这个意思。这辈子，我牢记总理的教诲，努力做到真诚对人、平等待人，努力做个一生正直的人。

　 　我立即把总理说的话报告了杨德中。杨德中深得总理信任，他执行总理指示坚决、认真、细致。过了两天，他就到西花厅向总理汇报了落实情况。临走时，他像往 常一样到我们秘书值班室坐了一会儿，并告诉我们，他去李富春同志家里和住在中南海的朱老总、陈毅等几位老同志的家里转了一下，室内的温度都可以了。他还 说：“还去了刘少奇的家，温度也可以，只是看到刘少奇自己在缝上衣的扣子。那么大岁数了，眼睛又花，唉……”他摇了摇头，没有再说下去。杨德中最后说： “检查的情况都向总理报告了，总理放心了，没再说什么。”说完，他就急急忙忙地走了。

　 　一天，我们收到了从国务院北门警卫值班室转来的一封署名“林彬”的信。说实话，我当时真不知道这个“林彬”是谁。我把信拆开，里面就一页信纸，字数也不 多。仔细一看，才知道“林彬”是北京军区原司令员杨勇的爱人。信上说，杨勇同志在石家庄摔了一跤，腿骨骨折了，希望总理批准他回北京治疗。

　 　总理得知这个情况后，非常着急。亲自给有关方面打电话，安排飞机接杨勇回京，使他的腿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后来，杨勇去新疆军区任司令员，总理在大会 堂接见了他。杨勇对总理的关心非常感激，见到总理眼睛都湿润了。总理看到杨勇走起路来很正常，没有留下残疾，也非常高兴。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总理抓住机遇，在征得毛主席的同意后，排除“四人帮”的种种干扰，“解放”了一大批靠边站、受审查的干部，其中包括国务院 的不少老部长、省里的负责人和部队的领导。这些同志有的长期被关押，有的住在牛棚里隔离审查，有的在农村或偏僻的地方劳动改造。他们回到北京后，获得了自 由，那种感觉真像是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一样高兴。多年不见的老战友、老同事、老朋友奔走相聚，促膝长谈，共话沧桑。

　 　这时候，却发生了一件让总理非常痛心、非常难过、非常惋惜的事情。内务部部长、被毛主席称赞为“满门忠烈”的曾山同志，1972年4月16日突发心脏病 去世了。4月17日上午，我们得到消息。总理听后非常惊讶，自言自语地说：“怎么回事？前几天还好好的。”我就把详细情况给他说了一遍：最近几天去看望曾 部长的老同志不少，晚上聊天时间长，非常兴奋，这样引起了心脏病突然发作……总理立即交代：“要告诉这些老同志，要节制情绪，要注意休息。好长时间不见面 了，要说的话很多，可以理解。但聊天的时间不能太长，特别是晚上，不能太兴奋。”后来，在国务院会议上或在同国务院领导谈话中，总理又多次强调：要提醒刚 解放出来的同志，一定要珍惜自己的身体，不能太累、太兴奋，相互串门聊天时间不要太长。现在正是国家用人之际，要保护好他们的身体，注意他们的健康，今 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他们去做……关怀之殷，寄望之切，语重心长。

　　为保护领导干部和各界人士的身体健康，总理指示有关部门，对在京及疏散到各地的副部长以上的高级干部普遍进行身体检查，并改善他们的就医条件。总理并要政协机关调查上层爱国人士的医疗、生活状况，了解、掌握他们的健康情况。

　　为了给解放出来的老干部们安排工作，总理也是费尽了心机，多方运筹，寻找机会，创造条件，具体落实。四届人大筹备期间，总理收到许多刚解放出来的老同志来信。他对每一封信，都亲自过目。

　 　我记得农垦部部长王震写来一封厚厚的信。这位当年率领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威震全军，人称“王胡子”的将军，“文革”期间也赋闲在家。我把他的信送给 总理时，总理示意我拆开，看看是什么内容。我拆开一看，真是字如其人，页数不少，字字斗大，16开的信笺上，每页也就十几、二十来个毛笔字，字体虽不秀 美，却粗壮有力。信中在汇报了思想情况，检查了自己的“错误”之后，强调说自己的身体很好，还可以干体力活，还能扛200斤的麻袋。最后，他向毛主席和周 总理提出，希望批准他组织一支以知青为主的垦荒部队，像当年南泥湾大生产那样，到陕北垦荒，改变延安地区的贫穷落后面貌，并表示一定做出成绩来！

　　总理听我读完信，笑着反问我：“你相信他说的是真话吗？”

　　“王震同志决心很坚决啊！”我回答。

　　“哈哈！这你就不懂了，他这是在要求给他安排工作。”总理又笑着说：“他的信先放着吧，这件事我记着了。”看得出，这封信，让总理非常高兴。

　　过了没几天，总理找国务院业务组成员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李德生等几位领导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商量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事情，那一天把王震也请来了。会议中间，总理对王震说：“胡子，主席想让你当个副的，你是想管外呢，还是想主内呀？”

　 　听了这话，王震有点发蒙，但也听清了总理的问话。他马上站起来，神态既激动，又不好意思。这时，我看不到他那种叱咤风云的英风豪气了，倒显出了几分腼 腆。他“嘿嘿”笑了两声，小心翼翼地用一口湖南口音回答：“总理，您知道，我不懂外事，我还是在您和各位老领导的下边做具体工作吧。”就这样，在四届人大 会议上，王震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国内有关事务。

　　至于那封请求到陕北开荒的信，在总理心目中，是不是真的起了作用，我就不得而知了。

wuhy 2007-12-10 09:33

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握手，支持他的工作。

“这件事，我要亲自处理”

　　１９７４年６月１日上午，周总理离开西花厅，住进了３０５医院，直到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辞世，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共做大小手术１４次，其中大手术６次。

　　总理在住院治疗期间，并没有真正休息，而是仍然在不停地工作，批阅文件、召开会议、找人谈话、会见外宾。在此期间，围绕着“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总理与“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在毛主席的支持下，取得了四届人大“组阁”的胜利。

　　１９７５年１月１３日到１７日，四届人大胜利召开，周恩来仍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并主持国务院工作。按说，这个时候，总理应该安心治疗、养病、休息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后，仍然需要总理的支持和帮助。对邓小平在险恶政治环境中进行的争斗，总理心中是有忧虑的。毛主席虽然批评了江青等人搞“四人 帮”，但对他们仍给予一定的权力和信任。“组阁”上的失败，更加激起了“四人帮”对总理的仇恨心理，他们趁机掀起了批判“经验主义”、“批邓反击右倾翻案 风”的滔天恶浪，真是应了那句“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名言。正是在这个时候，总理的病情不断恶化，癌细胞扩散到其他器官。１９７５年３月２６日，总理做了结 肠癌的手术。即便如此，他仍无法休息，也不能休息。“总理”的责任，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使他不得不拖着日益消瘦、虚弱的病体，忍受着身体的痛苦和精神 上的煎熬，顽强地工作和斗争。

　　这期间，总理曾多次打电话、写信、或让邓大姐给我们传话，让我们在家的同志为他查找电报、资料、报纸、书籍。我感受最深的是，总理每次大手术前，都会把钱嘉东和我叫到他的病床前，清理入院前和入院后积存的未批办文件。

　 　每次总理叫我们去医院，我们都非常高兴和激动，但每次去，心里也都有顾虑和不安：一是我们去时，总是在总理做大手术之前。他虽然不说，但我们心里都清 楚。能否顺利地度过手术这一关，能否平安地从手术室出来，总理在做着最坏的打算。我们哪里忍心在这个时候去让总理批办文件？另一个顾虑是，由于总理的病情 日益严重，面容日渐消瘦，满面胡须。想着他往日的风采，再看看眼前老人家躺在病床上的模样，我们真不愿意接受这个让人撕心裂肺的现实。真是想见又怕见。再 有，见了总理说什么也十分犯难。在西花厅时，逢年过节，或是他外出回来，我们问候老人家的第一句话，也是最能包含我们所有感情的话，就是简单的一句：“总 理好！”现在却不能这样问候了，那个“好”字说不出来了。只能强忍着眼泪和哽咽，轻轻地叫他一声：“总理。”离开时，不愿离开又不得不离开，更害怕是永远 离开！只有咬着嘴唇，小声说一句：“总理，您休息吧。”一退出病房，泪水和哽咽便再也控制不住了。

　 　我们没有总理坚强。老人家见了我们，仍然像往日那样亲切。忍着疼痛，带着微笑，向我们交代每一份文件的处理意见。那种强烈负责的精神，敏锐的反应，准确 的记忆，慎重的决定，特别是那种乐观的态度，不知道实情的人，根本想像不到这是一位７７岁的老人，一位即将进入手术室与死神进行较量的老人。

　 　１９７５年３月２６日，总理进行结肠癌治疗之前，又把我们叫去。对一些重要文件提出以下处理意见：对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写信的原件“均暂保 存”。将杨勇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送叶剑英处，并告：“对杨勇同志问题的复查是处理类似问题的第一件，从现在的口径看，严了一些。”将迟群１９７４年１月 ２５日的检讨退纪登奎，并嘱我们写便条给纪登奎同志：迟的检讨空洞无物。

　　在我们离开总理的病房时，我们祝愿他此次手术顺利时，总理说：“不一定，两种可能。”

　　１９７５年９月３日下午，总理又把钱嘉东和我叫到医院。听我们报告了现有未批文件的情况后，嘱告我们：除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有关材料和１９７２年江青会见美国学者罗珊·维特克的材料外，其余文件退回。

　 　在林彪专案材料中，有一份材料反映：在“九一三”事件时，铁道兵的一位主要领导同志私自调动铁道兵一个营配合林彪政变。总理对这份材料作了特殊交代。他 说：“这份材料反映的情况，事实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当时调动铁道兵的一个营，我和汪东兴都清楚。”总理还对我说：“小纪，你记着，这件事情，等我出院 后，要亲自处理。”

　　我在总理身边工作八年，经手的文件成千上万。这份文件是总理交代我办理的最后一份。

　　然而，总理没有从３０５医院出院，也没有再回到西花厅。他的嘱咐，成为了遗言和遗憾。

　　粉碎“四人帮”后，部队有关单位找我询问这份文件的处理情况。我把总理对我们说的话告诉了他们，并写成了书面材料，用总理的遗言，代替完成了他的遗愿。

　　我想，如果总理在天之灵有知，老人家是会心安的！

　　１９７５年１月１３日，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周总理作了一个他任总理以来最短的《政府工作报告》，留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遗言”。大会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等１２人为副总理。

　　２月１日１１时，总理从３０５医院给我们打电话：“今天下午３点，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告诉吴庆彤，把会议的准备工作做好，把关于副总理分工的文件印出来带到会上。”我迅速记下了总理所说的内容。

　　总理说完后，又问了我一句：“听清楚了吗？”

　　我回答：“听清了。”

　 　总理没再说什么。以往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都让我们去参加。这次他没有说让我们去。我拿着话筒想：这可是个见总理的好机会。等总理话音一落，我 便大着胆子说：“总理，今天下午的会，我也想去。我好些日子没看到您了，挺想念的，想去看看您。”我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有些哽咽，眼泪要掉下来了。 像这样的恳求，我在他身边工作的几年里，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总理听了，略微沉思了一下，说：“好啊，你可以去，还有嘉东呢？”没等我回答，总理接着说，“我和你们俩好长时间没见面了，你和嘉东一起去吧。”

　　真是太好了！我回答：“好！您交代的事情我马上报告吴庆彤同志。”老人家听了又交代一句：“这次会议是国务院值班室组织的，你和嘉东去大会堂的事，向吴庆彤同志也要报告一下。对他说是我同意的。”

　　我说：“好的。”然后，总理挂上了话机。

　　有的同志对总理电话里讲的内容，可能会不大明白。总理的秘书怎么会很长时间见不到总理？参加总理召开的会议，为什么还要向国务院值班室主任报告？

　　事情是这样的：

　　１９７４年６月１日，由于总理的病情不断加重，经毛主席批准、党中央研究决定，总理住进３０５医院进行治疗。

　 　为了不干扰他的治疗，减轻大量的文件、会议、会见外宾等活动的压力，组织决定：秘书不随同去医院，仍在西花厅值班。需要送批、送阅的文件、资料由邓大姐 带到医院交给总理。总理批阅完的，再由邓大姐带回交给我们办理。这样，我们就不像总理在西花厅时那样，和他朝夕相处，陪着他办公了。总理虽然不在家了，钱 嘉东和我仍像往常一样，坚持昼夜值班，从不懈怠。总理虽然住进了医院，却并没有停止工作，只不过是换个地方而已。特别是刚入院的那一段时间，他经常给我们 打电话，有时还叫去询问情况、查找资料、交办事情。

wuhy 2007-12-10 09:59

“文革”后期，周总理抱病坚持工作。

总理最后一次主持国务院会议

　 　总理入院之前，由他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会议以及中央的其他有关会议，一般都由他直接告诉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下达通知，并负责会务等工作。中 办秘书局再把会议名称、内容、时间、地点等通知我们，我们把收到的会议文件及有关材料备齐交给总理。我们从不参与具体会务工作，也不跟着总理参加会议，即 使个别时候他叫我们去了，也只在会议室外等候。

　 　国务院的会议（包括中央专委会）就不同了。凡是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会议，一般情况下，都由总理对我们秘书交代，包括会议的名称、内容、时间、地点，参 加单位和人员，要不要准备吃饭等等。小范围或专门的会议（如外事方面会议），一般由我们直接通知有关单位和领导，并负责会务工作。如果参加会议的单位多， 出席的领导多，比如国务院业务组会议，国务院全体会议，就在总理确定之后，由我们通知国务院值班室办理。即使小范围的专门会议，在我们忙不过来或只有一人 值班的时候，我们也请国务院值班室负责通知、落实会务等工作。之所以这样办理，是因为我们同国务院值班室（现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的同志经常在一起，关系 熟、情况熟，而且他们也是国务院办事机构，也是为总理、副总理（当时的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工作的。虽然是两个单位，但却是一家人。所以我们有时忙不过来或 是有的事情弄不清楚，就找他们。国务院的会议，有时总理叫我们跟随参加，有时我们觉得需要去了解、掌握情况，也去参加。我们参加会议时，不仅要听，还要留 意总理有什么事情要办。有一次在国务院老会议厅开会，因为与会人员多，我坐在最后面的角落里，总理看不见我，就叫我：“小纪，你在哪里呢？”

　　我马上站起来说：“总理，我在这儿。”

　　“你坐近一点，让我能看到你。”我立即挪到前面，坐在让总理能看到的位置上。

　　总理同国务院值班室的不少同志都很熟悉，只要有他们在，我们心里就踏实。如果我们没有跟随总理到会，他们就会把会议的决定事项、重要精神告诉我们，或我们打电话去询问。所以，两家联系紧密，关系融洽，各项工作配合得默契。

　 　这次，我和钱嘉东两人去大会堂参加的会议，情况则不同。这次会议是当天上午总理从医院直接到大会堂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召开的。常务会议确定邓 小平为第一副总理，主管外事工作，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为常务副总理，负责处理国务院日常事 务。在这次会议上，周总理说：“我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会议还确定，下午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由吴庆彤负责落实各项准备工作。所 以，总理让我们给吴庆彤报告，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这也是总理的一贯作风。上午的会议，已经确定了参加会议人员和工作人员的范围，从工作人员来讲，钱嘉东和 我是新增加的。以往开会总理都要求我们严格控制参会人员。这次他也不搞特殊，并强调要我们报告吴庆彤，他批准了我们参加会议，而不是我们自行随意去参加。

　　14时４０分，钱嘉东和我到了大会堂后，首先向吴庆彤报到。国务院值班室的刘冰清把我们安排到工作人员的座位席上。我们静静地候着总理的到来。

　 　这时，国务院各部委和直属单位的领导陆续进入会场。我感觉到，这次会议与以往的不同。以前开会，总理未到之前，大家都互相致意、问候，来往走动聊天。今 天，这些领导进了会场，都规规矩矩走到摆着自己名签的位置上坐下来。这些领导里，有不少是老同志，他们在“文革”中有的被打倒，有的被批斗，有的被关进牛 棚，有的被发配边疆改造，有的还被投进监狱。这次人大，他们能被任命为部长、主任，出席总理亲自主持召开的会议，没有总理的保护和信任，不得到毛主席的支 持，哪有今天啊！他们一定是百感交集，相对无语。深感国家仍在危难之中，自己重任在肩，如何独当一面，他们为国家担忧。总理以重病之躯，支撑着共和国的大 厦，他们也为总理的健康担忧。虽然四届人大召开时，总理作了报告，大家还是希望近距离地看看总理，看看那久违的面容。

　　所有人，都在期盼着总理的身影。

　　15时整，总理在前，１２位副总理紧随其后，步入大会堂东大厅。

　 　大家目不转睛地看着总理。总理比四届人大作报告时还要消瘦，本来合身得体、特别能显示出周恩来风采的深灰色中山装稍显得宽大了。总理的鬓发更白了，络腮 胡子在瘦削的面庞上显得更重了。上午、下午连续开会，他显得有些体力不支。脸色苍白，露出倦意，步履有些缓慢而沉重。但总理的精神依然矍铄，特别是那双眼 睛，仍然放射出智慧、聪敏的光芒，仍然那么和蔼可亲，充满凝聚力、穿透力和洞察力。

　　总理站在沙发前，双手轻轻抬起，示意大家落座。然后，他缓缓地坐下去，宣布开会。

　　我环顾会场，部长们都恭敬地坐在那里，全神贯注地聆听总理讲话，会场静极了。只是这时，恐怕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后一次见到总理，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最后一次主持的国务院全体会议。

　 　总理说：“今天没什么事议，就是同大家见一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的决定，我们从今天开始来完成四届人大以后的工作，把国务院的组织健全起来。”总 理还传达、讲解了四届人大筹备期间毛主席对人事问题和理论问题所作的指示内容，重申了毛主席关于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的评价。在讲到毛主席 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时，总理说明：“现在不可能把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一下子放入四届人大报告中去，就像十大时不可能突然把批孔的内容放入报告中去一 样，还需要有一个过程。”

　　总理在讲话中还说：“现在我病了，将来这样的会议，请小平同志主持。我是过渡一下。希望新的国务院成立后，出现新的气象，争取今年第四个五年计划能够完成并且超额完成。”

　　会议结束了。看得出，部长们、特别那些老部长们，都是满怀着忧愁和担心，小心翼翼、恋恋不舍地离开。

　　趁这个机会，钱嘉东和我快步走到总理的座位前，激动地轻轻地叫了声：“总理。”

　　总理看着我们，深情地说：“嘉东、小纪，你们来啦。”

　　我们紧紧地握住了老人家的手，这时，我们再也说不出什么，只能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泪水不流出来。我们帮他把茶几上的文件装入文件包，送他到东大厅门口的电梯旁，目送老人家离去。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人民大会堂见到总理，参加了总理最后一次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从那以后，我们和总理仅有的几次见面，就都是在医院的病房里了。

　 　这次见到老人家，虽然没有更多的时间，没有更多的语言，但却是让我们非常难忘的一次。在西花厅时，几乎每天都能听到的“嘉东、小纪”的呼唤，再也听不见 了；每天伴他送晨星、迎朝阳，那些紧张繁忙的日日夜夜，再也没有了；偶尔随在他身旁，在海棠小路上边散步边听他交代工作的惬意，再也找不到了；最喜欢听的 爽朗笑声，最喜欢看的那灿烂的开心一笑的神态，再也听不到、看不到了……

wuhy 2007-12-11 08:40

　邓大姐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手捧骨灰盒。

周总理留给我们的最后话语

　　“你们来了？我累了，问家里同志好。”

　 　这是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３１日１２时，钱嘉东、赵茂峰和我三人到医院看望总理时，老人家对我们说出的话。他躺在病床上，睁开那双睿智、慈祥的眼睛，微微招 了招瘦弱无力的右手，用我们刚刚能听到的声音，一字一顿，用尽全身气力，给我们说出了这句话。说完，总理又闭上眼睛，陷入了昏迷之中……

　　当我们悄悄地、慢慢地、依依不舍地离开他的病房时，大脑一片空白，只剩下满脸的泪水。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９时５７分，周总理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医院来电话通知我们三位秘书，到医院向总理的遗体告别。

　　我们到医院时，病房已经清理完毕，总理安卧在病床上，医疗组的同志肃立两侧。我们深深地向总理的遗体三鞠躬，向老人家作最后的诀别。

　　西花厅静悄悄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静；仍在给总理送资料的通信员，是那样的小心翼翼，轻声细语；３９局和军委一号台话务员姑娘们的声音，也都那样的低缓、哀伤。他（她）们生怕会惊动熟睡的总理似的。

　　１月８日上午，总理的遗体移至北京医院整容，准备人们瞻仰。

　　停放总理遗体的房间虽小，却阻挡不住源源不断的人流。民心不可违！人民的热爱是压制不住的，由这热爱而产生的思念和哀痛是压制不住的。

　　有的人为了看总理最后一面，等了一天又一天，排了一次又一次的队；有的人在总理生前没有看到过他，在总理逝世后，却历尽艰辛进京，向工作人员苦苦哀求见总理一面，当他们如愿以偿时，泪水已经流干了……

　　这就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得到的民心。民心是最公正的。

　　１月１１日16时３０分，总理的遗体火化。凛冽的北风，挡不住为总理送殡的人群；寒流翻滚，更坚定了人民为总理送别的决心。

　　张树迎、高振普仍像总理生前那样，在灵车上护卫着总理的遗体；钱嘉东、赵茂峰和我尾随在邓大姐的车后。我们看到十里长街挤满了送行的人群，人们肃立着，目送灵车开过，久久不愿离去，他们还期待着总理的归来……

　　当总理的遗体停放在八宝山灵堂时，在那里等候的人们，簇拥着扑向灵柩，泪飞如雨，呼号悲恸，要把总理重新唤醒，挽留在人间。

　　邓大姐哭诉着：“恩来呀，我们永别了！让我再看你一眼吧！你有许多心里话要说，我也有许多心里话要说。你就放心地去吧！”撕心裂肺的话语，惊天地、泣鬼神的场景，就连群山也能被撼动，钢铁也能被熔化！

　　谁都愿多留总理哪怕一瞬，谁都想多看总理哪怕一眼，但他总得离去，总要离去，而今，真的离去了……

　　邓大姐，这位伟大的女性，与总理相知相爱、生死与共几十年的战友、妻子，这时强忍着悲痛，率先离开了灵柩。

　　人们的哭喊声更大了，那种炽烈，那种悲怆，至今让人想起来都会潸然泪下。

　　负责现场指挥的是国务院管理局副局长高富有，他从延安时期起就一直担负保卫毛主席、党中央的任务，进城后也一直为中央领导同志服务。他流着泪水，大声呼喊：“请同志们节哀，请你们支持我的工作！”他用带着哭腔的声音下达了将总理的遗体送入火化炉的命令！

　　这时，悲号转为寂静，簇拥转为肃立，久久地伫立，每个人都在用泪水为总理最后送行……

　　我们几个人，张树迎、钱嘉东、高振普、赵茂峰和医生、护士张佐良、许奉生、张心莉牢记邓大姐此前说的“你们几个要看着总理的遗体火化，骨灰要清理干净，不能流失一点，要安全完整”的嘱托，始终没有离开火化炉一步。大家不时轮流地通过炉上的观察孔察看炉内的情形。

　　在火化炉旁我认识的人里还有曾任过周总理的秘书、当时的北京市委常委、秘书长周家鼎，以及外交部的王海容、唐闻生等。

　　总理的遗体点燃了，一点一点地、慢慢地、从衣物到身体熔化了。从有形化为无形，随着缕缕青烟，升腾天际；随着严冬的寒风，飘向苍穹……火焰渐渐减弱，慢慢地熄灭了，隐隐露出了一块块白色的骨灰。

　　那个乳名“大鸾”的吉祥神鸟啊，从此在中华民族的沃土上涅槃，在熊熊的烈火中永生！

　　他像他的名字一样，“周”治万物，“恩”泽中华，“来”于自然，把无限的爱留在了人间。

　　他走了，踏着青烟，乘着劲风，把一切美好带上了云霄。

　　火葬场的工人们精心地把总理的骨灰一块块捡拾出来，含着热泪交给了“西花厅”。许奉生、张心莉这两位精心为总理服务多年的护士，小心翼翼地把总理的骨灰放进亲手缝制的纱布袋里，放在由西花厅党支部为总理选定的骨灰盒内。

　　天渐渐地黑了。我们从八宝山返回时，看到许许多多群众在刺骨的寒风中肃立在十里长街两旁，他们还在等候总理“回来”。

　　“只见灵车去，不见总理归。”人们的哀痛延续着……

　　总理的骨灰盒由西花厅党支部书记张树迎捧在胸前，高振普捧着装着没有熔尽的遗物的骨灰瓶，我们跟在后面，把总理的骨灰安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大厅内。从１月１２日到１４日，供人们吊唁。

　 　西花厅的人每天轮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为总理守灵。我守灵时，抽时间到西边的厢房里去看了看为总理的吊唁仪式奏哀乐的解放军军乐团的同志。他们冒着政治风 险给中央写信，才争取到这个最后为总理服务的机会。几天来，他们一直没有休息，不停地演奏着。哀乐低回，他们曾经多少次陪伴总理迎送国宾，他们曾经多少次 在总理的关怀下参加过天安门盛大庆典……泪水伴随着每个音符，倾诉他们对总理的不尽思念。

　　天地同悲，人民在为总理送行，只有人民的评价，才是最后的定论。

　　１月１４日19时，邓大姐在秘书赵炜、护士刘心莲搀扶下，亲自把总理的骨灰盒安放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以慰总理生前对台湾同胞的思念和对祖国统一的宏图遗愿。

　　１月１５日下午，周总理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致悼词。他语带悲声，大厅的人们哭声连片，有的甚至昏厥过去。人们为失去好总理而悲伤，为“四人帮”的猖獗而愤怒。人们也知道，正义与邪恶仍在进行殊死的搏斗，邓小平副总理的政治处境已经十分的险恶。

　　追悼会后，人民大会堂外仍然聚满了想最后送总理一程的群众。他们想把寒流化作春风，想为总理把通向天堂的坎坷碾平。

　　邓大姐最了解总理，她知道，总理生前从不愿惊扰群众，她带着治丧委员会的两位同志和总理的警卫张树迎、高振普和赵炜等捧着总理的骨灰盒悄悄离开了大会堂，奔向机场。

　　总理的骨灰要撒向祖国的江河大地了。邓大姐目送飞机升空后，忍受着悲伤，返回西花厅。

　 　大姐从机场回来后，带领我们在西花厅总理的卧室举行了总理遗像安放仪式。大姐带领我们向遗像三鞠躬后，她坚强而充满真情地对我们说：“现在，我面对着恩 来同志的遗像对你们说，恩来同志生前的愿望已经实现了，他的骨灰已经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大地上了，我感到非常的愉快和安慰。我死的时候，希望你们在不同的 岗位上支持我也这样做。这个骨灰盒可以留给我用，这样可以节省一个。大家要化悲痛为力量。”大姐往外走的时候还对我说：“小纪，你最年轻，更要化悲痛为力 量！”

　　是啊！总理和大姐把他们的“相爱，溶化在人民中间，溶化在朋友中间，溶化在青年儿童一代……”他们在“革命生涯里，总是坚定地、泰然地、沉着地奋斗下去”。

　　邓颖超把周恩来对她的爱，化为力量；把她对周恩来的爱化为坚强，他们的爱依然延续着……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