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早期党员的婚外恋爱

故事还得从上海公共租界的慕尔鸣路三百七十二号（关于确切的门牌号，现在没有达成共识，上海方面的文物调查者认为是三百一十八号或三百一十九号，即如今的威海路五百八十三弄七号或九号）说起，这可真是个著名的地方，容纳了这么多与革命、爱情、风流相关的事。杨开慧仅去过一次上海，就是与毛泽东住在这里。郑超麟回忆：在慕尔鸣路的那个两楼两底的房子中，“张太雷的母亲，老婆和孩子则占据楼下全厢房”（《回忆录·五卅前后》）。
张太雷与夫人和瞿秋白一样，张太雷也是常州人，他此时的老婆叫陆静华，他的孩子是一儿二女。张太雷“也”是常州人，并不偶然，因为他与秋白本是常州的同学，后来张太雷去天津读了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的法科，如今天津大学校园里还有一尊张太雷的像。二十年代初，张太雷入了党，在苏联遇到了以记者身份在莫斯科工作、并在东方大学里作翻译的秋白，张太雷与张国焘一起介绍秋白入了党。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说他自己没有一个朋友，其实秋白在党内也鲜有同盟者，唯一一个“死心踏地”地追随秋白的，就是张太雷。（左图为张太雷与陆静华）
张太雷的母亲妻子孩子一起从常州跑到上海，是因为常州那时候呆不下去了，去上海避难，住了时间不长，常州恢复了，他们就回到了常州家里。这时，住在慕尔鸣的还有一个张太雷在上海大学的同事，施存统（复亮）。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施存统（1899——1970），金华人，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他是一个颇具声望的人，浙江一师的毕业生。浙江一师是所在中国现代史上注定要大书特书的学校，培养了大批的著名人士，刘大白、陈望道、夏丐尊、李次九是教师中的“四大金刚”，俞秀松、汪寿华、梁柏台、金甲武等都毕业于此，徐志摩、郁达夫、丰子恺、潘天寿、曹聚仁、柔石、冯雪峰也都先后毕业于此，查良镛（金庸）也在这念过书。施存统早年于一九一九年在《新潮》上登出《非孝》一文，划破死水，成为五四时期浙江的红人。后来施存统从无政府主义转向共产主义，成为早期中共的领导人物，青年团的总书记。此时，施存统的老婆叫王一知，也是一个漂亮女人。张太雷在慕尔鸣路楼下的厢房，就是施存统王一知让出来的。但是，当张太雷的老母、老婆孩子回了常州后，张太雷很快就勾搭上了施存统的老婆王一知。革命不可一日无妻，革命者也是人，个中道理并不难解。随后，张太雷被派往武汉任湖北省委书记，他当然就带着王一知一起赴任。青年团的总书记、上海大学的施存统教授岂能轻易放弃自家的老婆，于是从上海追到武汉。时隔不久，大革命失败，张太雷被派往广东任省委书记兼广东省军委书记，于是又拐带着王一知去了广东，施存统却留在了武汉。
太雷张存统的信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革命队伍中，婚姻充满了不确定的变数，学者单世联谑称为“革命生涯常分手”，另一种世俗的说法，谓之为：早在红军建立之前，共产党人就建立了一支绿头巾的队伍。投身革命即无家，在革命过程中，被自己的同志拐走了老婆，现在看来，真是家常便饭，但这些戴绿头巾者的选择却有三种：其一、如罗亦农这样的革命家，“泰然自若”地处之、待之，大不了在需要之际，再去夺了别人的妻，并不影响革命工作，这是伟大的深绿；其二、如蔡和森、彭述之辈的革命家，为此则伤筋动骨，但仍以革命为重，这是正常的绿，翠绿；此外还有其三、就是脱离了革命的旧绿、暗绿。第三种绿头巾者，为数不少，前面曾说过的毛泽东的妻兄杨开智便为其一，此外还有很多，顺便举出几例。湖南人何资深，曾任湘潭县委书记，是毛泽东在湖南的亲密战友，一九二七年，在毛泽东去领导秋收暴动后，接任毛泽东的湖南省委书记。这位何兄搞上了自己小舅子的老婆，被小舅子暗暗记在心中，发誓要报此仇。后来终于小舅子得知了何资深的去向，向南京的湖南同乡会举报了何资深。于是殃及池鱼，何资深年仅十八岁的新妻及另几位共产党人在上海被捕，何资深不在此中的原因，是他早已在山东被捕了。共产党人罗绮园，广东人，是党的资深宣传工作者，因为搞了党内某同志的老婆，结果那同事因恨而出卖了他，被国民党当局捕获。杨匏安狱中所作《示狱友》一诗，就是写给罗绮园的。（左图为张太雷写给施存统的信件手迹，文中“文亮”即存统）
钟复光施存统，也可以归入这第三类。在张太雷拐走王一知后，正巧出了罗亦农巧夺贺昌之妻诸有伦的事。而贺昌也是青年团系统的干部，所以团系统的同志们非常愤怒，施存统大发感慨，“如此一来我们的恋爱与家庭太没有保障了”。“施存统主张，我们的女同志至少应当先同现在的爱人正式分离之后再去爱别的人”（郑超麟《怀旧集·记罗亦农》）。这其实也是施存统自己的感慨，为此，这位早年写过《非孝》的前卫革命者，决定脱离共产党。一九二七年，继蒋介石清共之后，武汉的汪精卫也开始分共。在武汉的共产党人纷纷离开武汉，但施存统没有撤走。他早就准备好了一篇脱共声明，等唐生智等人在武汉开始抓捕共产党人时，他这篇文章就在报上共开发表了。施存统脱离共产党，可以有很多种解释，但是他对于党内同志争夺老婆的厌倦，肯定是原因之一。施存统放弃了王一知以后，后娶了共产党人钟复光，他们两个后来有了共同的儿子施光南。施光南是一个在中国音乐史上著名的人物，《祝酒歌》、《吐鲁番的葡萄》、《月光下的凤尾竹》许多脍炙人口的好歌都出自他的手笔，是中国现代音乐史上最出色的音乐家之一。所以，我有理由认为，这是张太雷同志为中国音乐所做的贡献，没有太雷同志，何来施光南？提到施光南这位伟大的音乐家，需要多说一句。现在很人与机构提到施光南，都说他是重庆人，其实不然。施光南的确在1940年出生在重庆，但依中国人的习惯算法，他还是要依施存统，算作浙江金华人。(右图为一九二一年，钟复光（持书卷者）与同学在重庆二女师)
太雷子女张太雷于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没有什么贡献，但他的名字却如日中天，只要谈到中共党史，必然会谈及张太雷。个中原因，只因张太雷是广州起义的总指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张太雷曾为苏联派给蒋介石的军事顾问鲍罗庭作翻译，后来他任广东省委书记兼军委书记期间，广州爆发了中共组织的广州起义。广州起义的失败，张太雷要负主要责任，以他为首的广东省委，不懂军事、坚持盲动路线，起义的具体方案完全由刚刚到中国的苏联军事顾问德国人诺伊曼按圣彼得堡的革命暴动模式来组织，荒唐可笑。元帅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领导起义的以张太雷同志为首的省委一些同志，象恽代英、陈郁、张善铭、周文雍等同志，很勇敢，革命热情都很高，但缺乏军事知识，没有武装斗争经验，有秀才造反的味道，往往都是诺伊曼等国际代表说了算，对领导起义的部署，作战指挥等都是考虑不周的。” 在起义之后，张太雷拒绝叶挺（广州起义的名义总指挥）的建议，导致广州起义彻底失败。这里不准备去检讨广州暴动，所以不去检讨张太雷的工作成果。但总的来说，张太雷对于中国革命没有什么积极作用。但是中共党史又不是一部完全以成败论英雄的历史，主要是以是否站错队来评判人物，所以张太雷因为牺牲得早，而颇少微词。张太雷的牺牲，与后来的周文雍并不一样，他是中了敌人的冷枪而死，当然也算是烈士。烈士张太雷在对待陆静华方面处理得不太好，迹近无耻，他在广东曾给陆静华写过一封信，告诉陆自己另结新欢了，同时又嘱咐陆要在常州照顾好他自己的老人，并要求为他带好孩子，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叫：别人的，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现如今，把这种行为叫作重婚。（左图为张太雷合法婚姻的三子女）
张太雷成了烈士后，有一些事不好办，谁算是他的遗孀呢？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有一些同志，把张太雷的遗物交给了他的原配夫人陆静华，称陆静华为“张太雷夫人”，另有一些文献，提及张太雷，往往说王一知为张太雷夫人。现在张太雷的子女仍在世，他们对于父亲当年的风流事，当然讳莫如深。那么王一知又是什么样的人呢？
王一知王一知（1901——1991），湖南芷江人，原名叫杨代诚，侗族人。与蒋冰之、王剑虹同读过设在桃源的湖南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很早就参加了中共，并作妇女工作。张太雷牺牲后，王一知回到了上海，得到了刘少奇的帮助，但因为少奇帮助得也许过分了些，导致刘少奇当时的老婆何葆贞的嫉恨，心中窝了一肚子气，竟服毒自杀（未遂）。在张太雷死后的一九三七年，那时已经国共合作了，王一知受命，与龚饮冰一起从延安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成为李白（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李侠原型）的上级领导。为了革命工作，王一知当然就与龚饮冰结婚了，而龚饮冰另有子，此子后来成为中央学校常务副校长，就是龚育之先生。因为王一知在党内的名气极大，所以有一次毛泽东主席见龚育之时，说错了话，说我认识妈，她当年在广州是风云人物，龚育之忙说，那是我的养母，不是生母。王一知后来成为了教育家。北京园明圆旁有一所有名的中学，101中，这所学校现在北京十分炙手，属北京最好的中学之一。101中，原由延安迁来北京，建国初中共大员的子女都在这里受教，嫁了龚饮冰的王一知一九五三年，由上海调来北京，就在这所学校任校长兼党委书记达三十年之久，前夫施存统之子施光南就曾是她在 101中学的学生。（左图为任校长期间的王一知）
现在再看看如今很多痴男痴女们往往恋爱未果时，对追求不遂的对象说“只要你还没有结婚，我就有追求的权力”，这话听起来掷地有声，其实是软弱无力的。在早期的共产党人身上可以看到一种舍我其谁的魄力，横刀跃马的匪气，对爱情执着、偏激的勇气，与之相比，现如今的年轻朋友，太软弱了，太规矩了，太克已了，太封建了，太合乎常理了，太虚张声势了，太不敢送人家绿头巾了。